在“确定规划”阶段，通常由有关机关对行政规划方案作出批准与否的决定，而“确定规划裁决”是确定规划方案的最主要形式。确定规划裁决，是指“计划经一连串的程序（计划确定程序），最后须为准驳与否的决定，若计划裁决机关认为计划为允当且有必要，即予许可，此一许可决定，即系‘确定计划的裁决’。”{21}（P548）此外，“批准决定”也可能成为“确定规划裁决”的替代方式，“作为替代计划确定裁决的计划批准决定原则上具有确认计划的效果，性质上属于行政行为，是纯粹的计划和批准的混合。”{9}（P182）对于规划确定裁决的性质，台湾学者认为其属于“形成性”的行政行为，“确定计划裁决在法律性质上为行政机关就特定具体事件（即具体行政计划）所为之单方行政行为（即核准之决定），其相对人为特定人或可得特定之多数人，且对外直接发生法律之效果，属于一种具有设定法律关系为内容的形成性质之行政处分。”{22}（P809）但需要说明的是，确定规划裁决之所以能够对外发生法律效果，乃是因为其为一种对拟定机关与相对人之间的争议进行处理的“裁决行为”，含有明显的权利处分性，并具有约束力，因而其应属于具体行政行为的范畴。但在行政实践中，并非所有的行政规划均采用“裁决”的方式予以确定。在我国，很多行政规划并没有经过裁决程序，而是一经拟定就告完成，并不以“裁决”或“批准”的方式来确定规划，此时行政规划的确定和拟定之间的区分是不明显的，通常也由一个机关完成。在此情况下的“行政规划确定”并不具有权利处理性，就不应认定为具体行政行为。
由此观之，行政规划的性质取决于行政规划以什么样的方式得以确定，以及该“确定”行为所具有的法律效果。如果行政规划以“裁决”或“批准”的方式得以确定，并且“裁决”或“批准”具有权利处分性，那么行政规划的性质应为具体行政行为。反之，如果行政规划的完成方式不是具有权利处理性的“裁决”或“批准”，或者将“确定规划裁决”或“批准”视为独立的行为，而不是行政规划的一个阶段，则不能将行政规划认定为具体行政行为，而应界定为一种事实行为。在我国，目前尚无相应的法律规范对行政规划的“确定”方式及法律效果进行规定，因此，就目前而言，行政规划尚不能被认定为是具体行政行为，所以行政规划不能被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但是，如在未来借鉴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经验，在《行政程序法》或相关法律中对行政规划确定裁决或“批准”的效果加以明确，那么将行政规划纳入我国现有的司法审查体系则完全可能。
四、行政规划救济请求权的主体
享有行政规划救济请求权的主体范围，同样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由于行政规划可能牵涉的利益主体较多，因而关于行政规划救济请求权主体也比较难以确定。在涉及到的相对人数量相对较多的情况下，明确享有救济请求权的主体范围就显得更为必要。否则，可能导致诉讼的泛滥以及降低行政规划的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