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关于行政规划可诉性的争论
关于行政规划是否可诉的问题，无论是在德国、日本、我国台湾地区还是我国大陆地区，关于行政规划的可诉性问题都存在广泛的争议，主要原因即在于行政规划行为定性的困难。“行政法计划的法律救济取决于其表现形式。一旦其法律形式被法律规定或者得到明确，法律救济的途径和种类也就相应地得以确定。”{9}（P185）所以，如果不能准确界定行政规划行为的属性，就无法解决其可诉性的问题。
在德国，关于行政规划的可诉性问题曾存在对立的见解，但随着《联邦行政程序法》的颁布以及司法实务的发展，此类争议目前已不复存在。目前德国的通说认为，计划确定裁决属于权利形成性的行政行为。{9}（P258）据此，对行政规划的确定裁决提起诉讼在德国已无异议。但是需要说明的是，在德国只能针对计划确定裁决才能提起诉讼，对于一般的、未经过计划确定裁决的规划，则不能提起行政诉讼。
在我国台湾地区，公法学界继受了德国的主流观点，均认为计划确定裁决属于权利形成性的行政行为，应当允许对其提起行政诉讼。但台湾司法部门对于“计划变动”能否接受司法审查的态度，则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台湾司法部门最初否认对行政规划变动的诉讼救济。如台湾行政法院1971年判字第738号判决认为，“行政官署本于行政权作用，公告实施一种计划，对于一般不特定之规定，而非个别具体之处置，自不得认为行政处分而对之提起诉愿”，而1976年裁字第103号裁定则重申了这一观点。直到1979年，“司法院大法官会议解释”才对这一观点作了一定程度的修正，认为“主管机关变更都市计划，系公法上之的一方行政行为，如直接限制一定区域内人民之权利、利益或增加其负担，即具有行政处分之性质，其因而致特定人或可得确定之多数人之权益遭受不当或违法之损害者，自应许其提起诉愿或行政诉讼以资救济”。[1]但是，这种做法受到学界质疑，如台湾学者林明锵认为，将计划变更行为认定为行政处分是与计划本质原属一般性、抽象性之特质不尽符合的，正确之策应是催促立法者制定一套保护权利直接受影响者之法律机制，如程序参与透明、理性的公开程序和依法计划等。{10}（P466－467）
在日本，理论界与实务界关于行政规划的可诉性存在较大分歧。学界一般认为，“具体的事业实施计划实质上决定着有利害关系者将来的权利义务关系，并且，若公共事业的实施有非法的地方，早期纠正违法行为，合法的实施有关事业，无论是对事业主来说，还是对于国民来说，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所以，“大多数日本学者认为，也许还不能对承认抽象的基本计划提起诉讼。但是，当怀疑具体的事业实施计划有违法性质时，应该允许提起诉讼，以谋求阶段性疑问的排除，然后再重新开始公共事业的实施。”{11}（P563）但是日本司法界的态度则显得相对保守。法院的判例长期以来坚持认为即使是拘束性的计划也不具有处分性。最高法院否定了作为拘束性计划即土地规划事业的计划的处分性，认为“该计划不过是事业的一种蓝图，以公告事业计划对国民加以限制，仅停留在法律赋予计划的一种附带性效果，而不是对特定个人的具体处分。因此，争讼该计划自体，缺乏争讼的成熟性乃至具体的案件性。”{12}（P57）然而，最近的判例虽然是极为限定的，但也出现了承认行政计划具有处分性的倾向。因而，在日本司法实务界，逐步将行政规划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是一个基本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