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上，仅从殴打这一单一行为来看，不足以认定孙某具有杀人故意。当然，孙某作为一个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的成年人，对于殴打周某会给她的身体造成损伤，侵害其健康是应当明知的，客观上也造成了肝破裂、胸骨和多根肋骨骨折等达到重伤程度的损伤，可以确定其主观上具有伤害周某的故意，其殴打行为应认定为故意伤害的犯罪行为。
2.孙某对周某负有救助义务而不予救助，反映出他主观上具有杀人的间接故意，其不作为系故意杀人行为
本案中，孙某在实施殴打行为之后，完全有能力、有条件采取积极的救助措施，如果他及时检查周某的伤情，并迅速将其送医治疗，极有可能避免周某因肝破裂出血等损伤引起循环、呼吸障碍而死。可是，孙某回到便利店后对周某置之不理自顾入睡，致使周某不治身亡，其不予救助的不作为也与周某死亡具有直接因果关系。
孙某的不作为能否成立犯罪行为，取决于其对周某是否负有救助义务。我国刑法理论认为不作为犯罪行为人所负作为义务来源于：法律明文规定的义务、职务或业务要求的义务、法律行为引起的义务和先行行为引起的义务。本案中，孙某是周某的丈夫，根据婚姻法的规定，家庭成员间应当互相帮助，夫妻有相互扶养的义务，虽然其中未明确提及夫妻之间应互相救助，但举轻以明重，夫妻在平时尚要互相照料、扶助，在一方处于危险境地时另一方应予救援帮助当然是“扶养”的题中应有之义，所以孙某负有法律规定的救助义务。同时，孙某也由其先行行为而负有救助义务，因为周某受伤完全是孙某的殴打行为所致，孙某有义务排除由此产生的危险，避免周某死亡的结果发生。孙某供述回到便利店后曾看见周某吃消炎药，说明他已经知道自己的殴打行为给周某造成了身体损伤，此时他应当立即察看伤情并送医治疗，而其竟不闻不问径行上床睡觉。孙某应当履行救助义务而没有履行，致使周某死亡的结果出现，应对其不作为承担刑事责任。
该不救助行为因为作为义务程度高，而具有与作为杀人行为的等价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孙某殴打周某致其肝脏破裂、胸骨和多根肋骨骨折等损伤，已使她的生命处于紧迫的危险之中；第二，孙某对周某死亡具有的绝对支配作用，在封闭的便利店内，奄奄一息的周某已丧失自救能力，他人也不可能知道周某需要救助，周某的生命存续完全依赖于孙某的救助行为，只有他施救才可能避免周某死亡结果的出现；第三，孙某能够轻易排除周某死亡的危险，虽然孙某与周某回到便利店是在半夜，但孙某具有完全的行为能力，能够轻而易举地打电话找人帮助或直接将周某送往医院。孙某不履行救助义务，表明其主观上对周某死亡持放任态度。这一态度一直延续到他被人叫醒以后，此时他已明确知道周某不省人事，仍置周某生死于不顾，在急救人员到达前一小时左右离开便利店逃走，使周某再次丧失被救治的机会。因此，其不作为成立故意杀人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