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死刑立法技术对刑罚效益规律的误读
潘星丞;彭军
【摘要】我国死刑的立法技术实质上扩张死刑，形式上却隐藏死刑：总则以貌似限制死刑的法文，放宽死刑适用条件；分则以罪名变更、罪状重组的方式，使死罪数量明减实增；死刑个罪或扩大罪状外延、缩小其内涵，以扩大覆盖面，或以援引、分割、转化、竞合的方式隐藏死刑。扩张死刑源于对刑罚效益规律的误读，降低了刑罚配置的整体效益；隐藏死刑源于轻刑化的外围压力，降低了死刑自身的效益，最终陷入了死刑“越限制越泛滥”的怪圈。
【关键词】死刑；立法技术；扩张死刑；隐藏死刑；刑罚效益
【全文】
回首我国限制死刑的历程，不难发现，死刑立法已陷入“越限制越泛滥”的“怪圈”。如果说在旧刑法时期（1996年以前），“限制死刑”尚未引起足够重视，扩张死刑还情有可原；但在1997年修订《刑法》之时，“限制死刑”已深入人心，而新刑法竟能“暗渡陈仓”，完全是凭“高超”的死刑立法技术。该技术主要体现在死刑条件、死罪数量、死罪条文的规定中。为了真正做到“限制死刑”，提高刑罚实施效益，有必要对此深入探析。
一、关于死刑条件的立法技术：法文相似，效果迥异
在总则中，死刑立法以死刑适用的原则性条件为核心，该条件制约着个罪的死刑适用，宜反映“限制死刑”的精神，并与相关国际公约一致。但现实情况并非如此。新《刑法》第48条第1款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该规定与旧刑法极其相似，却与国际公约的规定相去甚远。实质上是以貌似限制死刑的法文，“鱼目混珠”地放宽了死刑适用条件。
首先，“罪行极其严重”与旧《刑法》的“罪大恶极”相比，变化不大。但是，正如有的论者指出：“罪行极其严重”“明显具有虚幻性”，[1]以致这个本来是为了原则性地限制死刑适用的条款，事实上有扩张死刑适用的可能。尽管我们在学理上试图将“罪行极其严重”解释为“主客观相统一”，但从其用语来看，易被误解为只重视客观危害，而忽略了犯罪人的主观恶性，尤其是忽略了对人身危险性的要求。从这个角度来说，新《刑法》将死刑适用的原则性条件由“罪大恶极”改为“罪行极其严重”，不是什么向客观主义的进步，相反却是一个恶性倒退。[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