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环境刑法的保护法益
环境破坏行为使现存人类的生命、身体机能等遭受实害，或者具有侵害这些法益的危险。另一方面，如果环境被破坏，不但恢复原状需要很长时间，而且不可能恢复原状的场合也很多。如此一来，不得不承认，环境破坏行为不但危及子孙后代的生命、身体机能等法益，而且具有侵害、破坏生态系统自身的危险。
若是这样来思考，就应当立足于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双方，综合二者来理解环境犯罪的保护法益。即，人类与生态系统只能共存共荣，生态系统的破坏属于直接或间接引起人类生活水准恶化的恶性事态。因而，应当从防止因人类的各种活动致使环境遭受不必要的负荷这方面，来探求环境刑法的目的。环境刑法的保护法益有两个方面，一是人的生命、身体机能与财产等相关的利益[37]，一是与此相关联的生态系统的保持。换言之，在环境刑法中，首先应当考虑的是人类的重要利益，但在与人类利益相关的范围内，也应动用刑罚来保证环境保护的利益[38]。
（二）环境犯罪的罪质与环境犯罪构成要件的情形
依据对保护法益的上述理解，按照环境破坏的样态，环境犯罪的罪质与环境犯罪构成要件的情形是可变的。
即，第一，在能够认定环境破坏已经达到显著程度的场合（或这种事态是容易想象的场合），无论是否存在或是否适用与环境保护相关的行政法规，都构成涉及特定环境媒体的犯罪，应允许直接科处刑罚。这是因为，在这样的环境破坏中，可以发现只能与环境共存的人类的各种基本利益被侵害了。这一理解对“核心环境犯罪[39]”特别妥当，并且，这里处罚的是危险犯，故要求将法益保护的开始时间提前。
在处理核心环境犯罪方面，除处罚故意犯之外，考虑到法益保护的重要性，还应设立处罚过失犯的规定[40]。
不过，无论是故意犯还是过失犯，在作为侵害犯来处理的场合[41]，不得不直面因果关系的证明这一难题。公害罪法第5条设立因果关系的推定规定，就是为了（在公害刑法领域）处理这一问题。但对这种（推定因果关系）规定的正当性，人们存在疑问[42]，因而，难以想象（在环境刑法领域）今后会设立同样的规定。
另外，在环境犯罪中，常常难以确定成为因果关系起点的行为。作为处理复合污染时的难点，自公害刑法时代以来就已指出了这一问题[43]。公害或者环境破坏大多不是特定人（企业或者个人）的特定行为引起的，而是作为不特定的人的各种行为累积起来的结果而引起的。在复合污染的场合，在民事法领域，对这些主体[44]认定存在共同不法行为，责令其承担损害赔偿的不真正连带债务。从公平分担损害的见地出发，民事法允许这样做[45]，但绝不允许依据同样的理论来肯定刑事责任[46]。
为了回避因果关系起点行为这一难题，将环境犯罪处理为危险犯，是较为有益的。即，在认定各主体的行为具有产生破坏环境的危险性后，设立比侵害犯（共同正犯）更低的法定刑来处罚之。
第二，虽可预想到环境破坏，但对防止环境破坏而言，行政应对不能取得效果。在这一类型中，应当以直罚方式来科处刑罚[47]。在此，（与第一种场合一样）否定环境刑法的行政从属性。
第三，可预想到环境破坏，对防止环境破坏而言，行政应对有效果时，从刑法谦抑性观点出发，应将行政措施的履行作为犯罪成立要件。虽然采取了防止环境破坏的措施，但是防止环境破坏仍不理想时，要求构成（作为危险犯的）环境犯罪。其时，到底是构成抽象危险犯还是具体危险犯，应当在考虑被保护的环境的性质、所预想的环境破坏的规模、恢复原状所需要的费用之后，由政策来决定。
第四，对防止环境破坏乃至恢复原状来说，在科处刑罚以外的政策诱导更有效果的场合，应当积极采用这一代替手段[48]。应该再度明确，环境刑法不过是与这些代替手段一起对付环境犯罪之物而已[49]。
（三）“行政从属性”的概念与环境刑法的机能
根据以上理解，在环境刑法领域，“行政从属性”的概念并非作为一贯的指导理念在起作用。对于环境刑法所应保护的“环境”与保护（或者防止侵害）环境的手段，既然要考虑各种场合，那么，在与所具体预想的“环境”破坏的关系上，就会要求进行个别的立法应对。应当根据立法应对的全体构造，在事后评价有无“行政从属性”及从属的程度[50]。
不过，在环境刑法领域，只要能使刑法的谦抑性再度得到确认，“行政从属性”这一概念就仍是有益的指导理念。防止环境破坏及恢复原状最有效的措施，在多数场合是行政应对[51]。环境刑法不过是非难过去破坏了环境的人，威吓将来有进行同种环境破坏可能性的人，以防止环境破坏。这些环境刑法所应有的报应感情传达机能与一般预防机能（与其他刑罚规定的场合一样）是重要的，但是，在有效预防环境破坏与迅速有效恢复原状方面，不能说与行政应对相比环境刑法的这些机能更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