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生态中心主义的研究
伊东教授主张生态中心主义。伊东教授主张，处罚环境犯罪的目的，并非仅在于恢复环境保全方面被违反的行政规制（确认相关规制的妥当性），还在于使人们对环境保全的伦理感有所觉醒并加以维持（刑罚权行使的伦理形成机能）[22]；环境刑法的保护法益是生态系统本身[23]，环境犯罪是侵犯这一意义上的法益的抽象（一具体）危险犯[24]。
伊东教授的上述主张使人们再次认识到，对环境刑法保护法益的理解，与环境犯罪的罪质及构成要件的情形也是相关的，即：越是从环境机能自身来宽泛地把握保护法益，环境犯罪越容易成为（对这一保护法益的）（具体的进而抽象的）危险犯。进而很容易出现如下看法：环境犯罪不应从属于（规制环境的）行政法规[25]，而应以环境伦理的形成为目标，从刑法学的观点出发来独自处理环境犯罪[26]。
（3）人类中心主义的研究
与此相反，若从人类中心主义出发，就会认为：将环境刑法的作用理解为保护现存一代的生命、身体机能等等，就与这些人的关系而言，可以认定现存一代的生命、身体机能等受到了侵害；所以，在破坏环境发生这一侵害的时点，认定成立环境犯罪就行了。特别是，如果认为环境给人类提供了基本的生活基础，由此环境才受到保护的话，就会亲近人类中心主义的看法。完全可以从人类中心主义的观点来把握（属于公害刑法的）公害犯罪处罚法所规定的犯罪。
不过，从人类中心主义的观点出发，若对人的生命、身体等保护法益作更为充分的解释，将环境犯罪作为危险犯来处理同样是可能的[27]。尤其是，如果认为作为法益主体的人也包含“子孙后代”在内，既然子孙后代尚未现实存在，就与他们的关系而言，无法认为他们的生命、身体机能等受到了侵害，因而就会将环境犯罪作为危险犯（尤其是抽象危险犯）来处理[28]。
3.环境犯罪构成要件的情形—与行政行为的关联性
（1）概观
根据与环境保护相关的行政法规或者行政规制的关联性，对日本环境犯罪的构成要件可进行如下分类[29]：
第一，独立于行政法规或者行政规制，将特定行为作为犯罪来处罚的类型（行政独立型）。例如，刑法典所规定的泄漏煤气罪（刑法第118条）、污染净水罪等与饮用水相关的犯罪（刑法第142～147条）、公害罪法所规定的故意犯与过失犯，都可归入这一类型。
第二，以存在行政法规或者行政规制为前提，将特定行为作为犯罪来处罚的类型（行政从属型[30]）。行政从属型可进一步分为明示直接或间接处罚行政规制违反的类型（绝对行政从属型）与将构成要件的内容委任于行政法规的类型（相对行政从属型[31]）。
行政从属型的规定还可分为若违反行政规制即可发动刑罚权（进行处罚）的“直接罚方式”[32]与对违反行政规制的人发出改善命令，在违反改善命令的场合才开始发动刑罚权的“间接罚方式”（ onecushion system）[33]。
（2）与环境犯罪保护法益及罪质理解之间的关系
环境犯罪构成要件的这些情形，与环境犯罪的保护法益及罪质的理解之间存在关联（虽无逻辑必然性）。
即，从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出发，将环境刑法的作用理解为保护现存一代的生命、身体机能等，侵害或者威胁这些法益的行为就是犯罪，不问这一侵害或者威胁是否违反了特定环境保护法规，均要处罚之。这样来处理环境犯罪（以“直接罚方式”为基础的“直罚”主义）是可能的。
另一方面，从人类中心主义或者生态中心主义的立场出发，认为即使将环境犯罪理解为危险犯[34]，从刑法的谦抑性观点出发，也应当慎重导入危险犯，那么，只有在违反特定环境保护法规之后，才能发动刑罚权。这样来处理环境犯罪（以“间接罚方式”为基本的“间接”主义）是可以考虑的。
不过，将生态中心主义彻底化，否定行政从属型，以行政独立型为指向来处理环境犯罪同样是可能的。现在，在学说上这一主张也很有力[35]。
概括以上观点可以看出，环境犯罪构成要件的情形（是行政独立性还是从属性），在根本上并非取决于对环境犯罪罪质的理解。在特征上，现行环境犯罪虽可说具有强烈的行政从属性（行政法规从属性或行政行为从属性[36]），但是，应当在讨论以下各种观点之后，再来评价这一状况：（1）对作为保护对象的“环境”或者“人类”，应作何种程度的具体把握？（2）对环境进行保护时，仅在行政行为介入之后才处罚，是否太晚？（3）是否应当预想作出改善现状命令等具体行政行为后，环境保护能达到什么程度？（4）是委托行政行为来改善现状，还是发动刑罚权来改善现状，哪种选择成本对收益更胜一筹？
四、评价与展望
根据日本环境刑法的状况，以下尝试对其进行评价与展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