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具体的案件有，如“豆腐渣”属于“产业废弃物”（废弃物法第2条第4款、废弃物法施行令第2条第4项中的“与植物相关的固体形状的无用物”），未经许可而搬运、处分豆腐渣的，要依据产业废弃物法第25条来处罚[14]。
三、日本的环境刑法
（-）总说
关于环境刑法的概念，在日本并无普遍认可的看法，但将其理解为“作为保护与环境相关的法益的手段，为对特定违法行为人科处刑罚而制定的规范”是可能的。环境刑法规范的特征在于其问题点是：环境破坏对人的生命、身体机能、财产虽然尚无现实侵害，但是（对人类而言）这些重要法益面临着危险时，难道不应该对此科处刑罚吗？具体而言，鉴于环境破坏（一旦发生的话）这种不可恢复的事态会危及人的生命等重要法益，以下问题成为讨论对象：侵害犯中因果关系的证明情况，危险犯构成的是否妥当、过失犯处罚的是否妥当、导致大规模环境破坏的法人处罚情况等等。
在上述意义上的环境刑法包含了公害刑法，是一个更为广泛的概念。公害刑法是“针对公害这一（多数场合）在特定区域发生的重大（但是个别的）生活环境破坏，为保护人的生命、身体机能、财产等，能对行为人科处刑罚而制定的规范”。人的生命、身体机能、财产等被公害现实侵害的场合很多，所以，是否成立侵害犯（故意犯或过失犯）是首先需要讨论的问题。在这一点上公害刑法有其特色。
刑法典中虽然也存在可归入环境犯罪之一种的犯罪类型（如毒物混入水道罪·刑法第146条）、作为公害刑法起作用的犯罪类型（如业务上过失致死伤罪·刑法第第211条[15]等），但是，环境刑法的大多数是作为环境行政法规所规定的罚则而存在的。
（二）初期的学说
在日本，正式讨论环境刑法始于平野龙一博士《公害刑法》一文的研究。
博士指出，在公害刑法中存在如下问题：第一，作为应对公害犯罪手段的公害刑法，应当作为传统的刑法犯来处理，还是应当作为行政犯来处理？第二，是否应当承认公害犯罪企业或法人的责任，以何种形式来认定其责任[16]？
就第一个问题，在对公害罪法所规定的犯罪加以研究后，平野博士认为，从公害犯罪规定的明确性要求来看是妥当的，但是，是否发生了作为犯罪要件的具体危险[17]的判断仍然并不明确，因果关系采取推定规定[18]，允许一种嫌疑刑即在复合污染案件中仅对特定人员（工厂等）的行为肯定因果关系，这些都是不妥的[19]。就第二个问题，平野博士表示，在美国，有力学说认为，处罚引起受关注公害事态的企业上层（个人）的做法，具有抑制公害犯罪的效果；重视公害犯罪行政犯（规制犯）这一侧面的美国传统[20]，是该学说的背景所在。在此之上，博士主张，就与受关注环境犯罪事态的关系来说，行政应对与制裁是最合适的，只有在穷尽行政应对后，作为最后手段，才能使用刑事制裁[21]。
（三）此后学说的展开
1.总说
立足于平野博士见解的同时，人们认识到，与其将公害预防作为重大课题，还不如将环境保护本身作为重大课题。随着这一认识的渗透，对应然环境刑法的讨论此后更加深入。即，视点从“公害刑法”转向了“环境刑法”。在环境刑法中，成为讨论对象的主要问题有：（1）环境刑法的保护法益；（2）环境犯罪的罪质；（3）环境犯罪构成要件的情形—与行政行为的关联性；。（4）环境犯罪的主体—法人处罚的状况。以下按照顺序介绍讨论概况。
2.环境刑法的保护法益与环境犯罪的罪质
（1）概观
关于环境刑法的保护法益，存在如下对立，一是在人的利益（含子孙后代在内的人的生命、身体安全等等）中探求保护法益的见解（人类中心主义），一是从环境自身（含生态系统在内的环境本身）来更为广泛地把握保护法益的见解（生态中心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