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人作证制度实现三个方面的进步
樊崇义
【关键词】证人作证制度
【全文】
长期以来，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刑事诉讼过程中证人作证出现了“三难”，即通知证人到案难，到案后说实话难，再通知其到法庭上接受质证更难。自1996年刑事诉讼法作了大的修改，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确立了对抗制以来，虽然刑诉法明确规定作证是每一个公民的义务，但是，证人出庭率尚不足5%，致使多数法定认证、质证程序名存实亡，严重地影响着刑事案件的质量。同时，即使一些证人提供了书面证言，或已经出庭作了证，尔后又翻证的情况也屡屡出现。针对作证难、翻证多的现实情况，这次刑事诉讼法修改的过程中，始终把这个问题作为修改和完善的一个重点，经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刑事诉讼法，对我国证人作证制度作了重大的修正和改革。
第一，明确规定证人应当出庭作证的范围。关于证人出庭作证的范围问题，修改前的1996年刑诉法第48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者年幼，不能辨别是非、不能正确表达的人，不能作证人。”同时，在第47条还规定：“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讯问、质证，听取各方证人的证言并且经过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法庭查明证人有意作伪证或者隐匿罪证的时候，应当依法处理。”以上这两条规定，应该说是符合诉讼要求，适应诉讼规律，又比较理想的证人作证制度。一方面明确了作证是每个公民的义务，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应尽作证义务，出庭作证；另一方面凡是证人证言都要接受法庭控辩双方质证；还规定了作伪证和隐匿罪证的法律责任。但是，理想归理想，司法现实非常残酷，这些美好的规定未能予以落实，如前所述出庭率不到5%，“作证难”成为中国迈向民主与法治之路一个重大的难题，其原因之复杂纷呈，本文不作分析。
与此同时，残酷的现实也告诉我们，通过法律修改，一步实现1996年刑诉法所确定的证人作证的目标，不仅不现实，也是不可能的，解决这一问题只能采取循序渐进的方法，将出庭作证范围逐步扩大。因此，刑事诉讼法关于出庭作证的范围，在保留原来比较理想的规定之基础上，在第187条进而规定：“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证人证言有异议，且该证人证言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人民法院认为证人有必要出庭作证的，证人应当出庭作证。”“人民警察就其执行职务时目击的犯罪情况作为证人出庭作证，适用前款规定。”按照这一规定，证人应当出庭作证的范围包括：（1）控辩双方有异议的证人证言；（2）该证言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3）人民法院认为证人有必要出庭作证的；（4）人民警察对于其执行职务时目击的犯罪情况，也可作为证人出庭作证。立法所确立的这一证人出庭的范围，适用了比较抽象的“有异议”、“重大影响”、“有必要出庭作证的”。笔者认为，出庭作证理所应当是每一个证人的义务，在当今中国出庭难的情况，到底哪些人应当到庭，立法把这个难题交给了司法机关，由办案的检察官、法官把握个案情况加以裁量，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把这一裁量程序安排在开庭前的准备工作中，第182条第2款规定：“在开庭以前，审判人员可以召集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回避、出庭证人名单、非法证据排除等与审判相关的问题，了解情况，听取意见。”经过了解情况和听取意见后，由审判人员确认出庭证人名单，并于开庭前三日送达通知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