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航空公司破产的情况下，由于飞行员在流动前暂停飞行，因此不涉及飞行安全及消费者利益保护等社会公共利益保护。此时，社会公共利益更多地表现为社会秩序稳定、交易公平、鼓励飞行员人力资源高效开发等。如果对飞行员实行“零价格”流动，尽管可以保护劳动合同制度利益，但会带来社会公共利益受损的不利后果：其一，破产企业及其出资人、债权人所期望实现的投资收益补偿权将会落空，导致破产程序动荡，同时也会挫伤航空公司进行飞行员人力资本投入的积极性；其二，“零价格”流动带来的另一个结果是，新用人单位可以“零成本”得到原航空公司花巨额成本培养的飞行员，这无疑是对公平交易规则的破坏，而且也不利于民航业的有序竞争。而在对合理收取流动补偿费用的情况下，则可以对上述社会公共利益进行较好地保护。可见，从利益衡量的角度出发，应允许破产管理人收取合理的流动补偿费用。
东星航空公司破产案中，在法院的指导下，破产管理人参照五部委《意见》的规定，并结合市场行情，确定飞行员流动补偿标准为：副驾驶100万元/人，机长210万元/人；如果实际成本低于该标准的，按实际标准执行；对个别技术水平差、年龄偏大、其他航空公司不愿接收的飞行员再适当下调10%-15%。这一标准与飞行员人力资本的市场价值基本相符，也得到了其他航空公司、飞行员以及债权人会议的认可。最终在飞行员流动安置后，管理人收回了流动补偿款，并向全体债权人进行了分配，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就个案而言，东星航空破产案的法官经过利益衡量，就本案的若干疑难问题已获得了较为妥当的解决方案。但利益衡量还不应就此打住，因为这一裁判方法的最高境界在于，通过个案生发制度性规则，并由此为后续相似案例提供指引或为未来立法提供素材。借助本文利益衡量的展开，东星航空破产案中至少可以发现并初步确立以下两条制度性规则。
第一，以“再建希望”为主要标准，对重整申请进行实质审查；
第二，在航空公司破产案中，破产管理人可以就飞行员流动收取合理的流动补偿费用。
作为首例航空公司破产案，东星航空破产案的实践价值值得我们认真关注。
【作者简介】
田宇生，单位为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张亚琼，单位为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注释】李正国：“东星航空破产案宣告终结”，载《人民法院报》2010年12月30日第3版。
［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313页。
梁慧星：《民法解释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17页。
李超：“论利益衡量的规制——从腾房案的实证分析出发”，载《天津商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
［美］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学分析》，蒋兆康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13页。
梁上上：“利益的层次结构与利益衡量的展开”，载《法学研究》2002年第1期。
同上注。
梁上上：“利益衡量的界碑”，载《政法论坛》2006年第5期。
丁文联：《破产程序中的政策目标与利益平衡》，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26-27页。
赵柯：“关于就
企业破产法有关问题进行梳理的报告”，载《全国法院系统商事审判研讨会会议资料》，2010年7月，第373页。
同注，第279页。
实质审查的内容应包括重整原因和再建希望两个方面，但由于重整原因与破产原因相同，其成立与否对破产清算制度与重整制度的冲突解决并无影响。
辛欣：“我国破产重整中强制批准问题研究”，载《法律适用》2011年第5期。
参见（2009）武民商破字第4-19号民事裁定书。
飞行员因辞职或跳槽遭巨额索赔的案例并不鲜见，如中原航空诉飞行员高某劳动争议案中，中原航空要求高某赔偿培训费、违约金及其他损失813.4万元，最终法院判赔203.5万元。详见：“2007年十大劳动争议案件”，载《法制日报》2008年1月20日第10版。
同注。
王全兴、粟瑜：“飞行员劳动关系协调的思路转换”，载《中国劳动》2008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