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程序多元化与刑罚相对个别化的契合
论刑事司法改革对现代刑罚观的应然回应
蔡维力
【摘要】现代刑罚目的在报应观与预防观相结合的基础上呈现惩罚、威慑、矫正、补偿多元化发展趋势，刑罚方法相对个别化原则开始盛行，从而确立了现代刑罚观。在我国刑事司法改革中，我们应当正确认识刑事实体法与程序法的关系，对现代刑罚观做出应然的回应，应和刑事诉讼多元目的与多元价值追求，促成刑事诉讼程序多元化，实现刑事程序多元化与刑罚相对个别化的契合。
【关键词】现代刑罚目的论；刑罚相对个别化；程序多元化
【全文】
一、刑罚目的论的多元化演进把自身带入刑罚相对个别化处境的存在
刑罚是国家利用公权力对付犯罪现象的措施。国家从事刑罚总有其相应的预期，这种预期构成刑罚的目的。所谓刑罚目的，简单地说，就是国家在立法上确立刑罚时以及在刑事司法中适用刑罚、执行刑罚时对某种效果的的预期。纵观历史，刑罚目的论经历了由野蛮到文明、由蒙昧到科学、由盲目到理性的发展演变，先后出现了绝对主义、相对主义和现代多元化的三种理论体系。
绝对主义刑罚目的论认为刑罚是犯罪的必然结果，故国家对犯罪人实施刑罚就是为了对其进行惩罚，刑罚就是对犯罪的回报、报应。绝对主义刑罚目的论又称为报应主义，其在发展中经历了神意报应主义、道德报应主义和法律报应主义三种形态。神意报应主义认为，犯罪是对神意的违犯，刑罚则是根据神意实施的救赎，即依据正义对犯罪人进行报应。神意报应主义刑罚目的论带有浓厚的宗教蒙昧色彩和野蛮性、盲目性，同文明、科学与理性南辕北辙。因此，在倡导人类理性、追求文明进步、倚重科学技术的现代社会，神意报应主义的刑罚观已为人们所普遍摒弃。道德报应主义认为，犯罪是对道德义务的违犯，刑罚就是犯罪人因违犯道德义务而产生的责任，即对犯罪人进行道德报应。道德报应主义刑罚目的观的代表人物是德国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Kant， 1724-1804）。康德从人类理性出发，创立了道义报应主义的刑罚哲学，指出：“法院的惩罚绝对不能仅仅作为促进另一种善的手段，不论是对犯罪者本人或者对公民社会。惩罚在任何情况下，必须只是由于一个人已经犯了罪行才加刑于他。因为一个人绝对不应该仅仅作为一种手段去达到他人的目的。”{1}164按照康德的观点，人作为目的其犯罪行为之所以应受到处罚，在于人生活在道德律的规范当中，犯罪是对道德律的违反，用外在的法律规范对内在的道德规范加以规制是社会正义的必然要求，等量的报应是刑罚的唯一标准。道德报应主义混淆了法律责任与道义责任，模糊了法律与道德的界限，因而具有其历史局限性。法律报应主义认为刑罚的正义性基于法律本身，主张犯罪并不是对道德的违反而是对法律的违犯，而刑罚则是犯罪人违犯法律所产生的后果。因此，刑罚是对犯罪的法律报应。法律报应主义刑罚观的代表者是德国哲学家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1770－1831）。黑格尔对康德所倡导的道德报应主义刑罚观进行了批判的继承，对法律与道德进行了严格的区分，并将辩证法的否定之否定规律应用到刑罚哲学当中，以人的意志自由性为出发点，建立了刑罚的法律报应主义论。黑格尔指出：“自由人所实施的作为暴力行为的第一种强制，侵犯了具体意义上的自由的定在，侵害了作为法的法，这就是犯罪。” {2}98而刑罚则是对犯罪的否定之否定，即国家通过对犯罪的否定以达到实现正义的目的。同时，黑格尔摆脱了康德等量报应标准的机械性，提出了等质报应的新标准。
报应主义刑罚观将刑罚归结为是正义的必然要求，为刑罚报应的正当性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撑，从而使这一刑罚目的论至今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然而，报应主义刑罚观存在严重的理论缺陷：首先，它机械地奉行犯罪、刑罚的均衡与对应原则，认为刑罚仅仅追求报应犯罪的目的，从而陷入绝对主义；其次，它仅仅注重刑罚对犯罪的回报，没有能够将犯罪人的主观因素和促成犯罪的社会因素纳入刑罚的考量体系，从而陷入客观决定论；再次，它只强调对个人报应而忽视社会秩序的维护，缺乏实用性，从而陷入虚无主义。
在批判和反思报应主义刑罚观的基础上，人们开始从相对主义出发思考刑罚的目的，从而功利主义的刑罚预防论悄然兴起。刑罚预防观思想可追溯到刑法理论的起源时期，早在古希腊时期哲学家普罗塔哥拉、柏拉图、格老秀斯等就在其论著中表达了对触犯戒律者进行惩罚的目的是使受罚者不再违背的观点。但刑罚预防论真正从思想观点发展为系统理论的还是在近代，并在理论发展演变上经历了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两个阶段。意大利的刑法学家切萨雷·贝卡里亚（Beccaria Marchese di， 1738-1794）和英国法理学家、哲学家、经济学家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1748 -1832 ）是一般预防刑罚目的论的代表者。贝卡利亚被誉为近代刑法之父，他在《论犯罪与刑罚》一书中明确提出了功利主义法律观，认为法律的目的唯在于“使大多数人得到最大幸福”，强调“刑罚的目的既不是要摧残折磨一个感知者，也不是要消除业已犯下的罪行，刑罚的目的仅仅在于：阻止犯罪重新侵害公民，并规诫其他人不要重蹈覆辙。” {3}42贝卡利亚还认为，应根据“罪刑对称”原则建立犯罪的危害程度与刑罚的强度之间相互对称的阶梯，为人们提供一个“犯罪价目表”。贝卡利亚的刑罚观贯穿着刑罚“人道主义”思想。边沁是功利主义哲学的鼻祖，是英国法律改革运动的先驱，他以其功利主义法律观，为自由民主法律制度奠立基础。边沁的刑罚观的核心是“趋利避害”、“趋乐避苦”论，认为刑罚惩罚程度应当和犯罪的程度成正比例，达到因犯罪而招致的痛苦大于犯罪而得到的快乐，以实现预防犯罪的目的。边沁在贝卡里亚的基础上直接提出了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的概念。虽然边沁与贝卡里亚都具有双重预防的观点，即刑法目的在于既防止犯罪者重犯，又在于防止其他人犯罪，但两者均更侧重于一般预防，并导致费尔巴哈、菲兰吉利等绝对一般预防论的产生，形成了所谓古典学派的刑罚理论。一般预防论否定报应论对已然犯罪的惩罚，也否定个别预防论的正当性，着眼于社会秩序而对未然犯罪进行阻却，从功利主义出发在法律与道德之外为刑罚找到了正当根据。然而，将刑罚目的与犯罪人人身的分离也使其在量刑标准的选择上陷入困境：重刑主义、对个人利益的轻视加之刑罚在实践中威慑作用失效以及犯罪率呈大幅度上升的事实，使人们开始对上述古典学派的刑罚理论产生怀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