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经营者承诺制度，虽然本质上是一种执法和解，但各种立法文件都避免使用和解的提法。这可能与我国公法的执法体制有关。在公法执行中和解制度还未普遍确立的时候，反垄断法执行中自然也不宜使用和解的概念。
在承诺程序适用中，我国相关规定也体现出强调经营者单方承诺，不重视执法双方协商的特点。这与和解制度的本质有所差异，和解就是通过协商达成合意，如果没有协商，则和解仅具形式。从这个角度看，我国的经营者承诺制度，与理想的反垄断执法和解制度尚有差距。
具体来说，经营者承诺制度的单方性体现在多个方面，例如，在程序启动上，只规定经营者可书面申请适用承诺程序，未规定执法机关可向经营者提出和解建议；对经营者的承诺申请规定了严格的条件，要求申请书必须载明涉嫌违法的事实及可能造成的影响、消除行为影响拟采取的具体措施、实现承诺的日程安排和保证声明等内容，而这些内容实际上是可以在程序适用中进行协商，甚至“讨价还价”的；在确定承诺内容时，只规定执法机关应对承诺的具体内容进行实质审查，而未规定在这一过程中，作出承诺的市场主体具有哪些抗辩权。
（四）不同执法机关共同适用经营者承诺制度
在反垄断法承诺或执法和解制度的适用主体上，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做法一般是：如果执法机关有多个，则不同执法机关具有不同的承诺或和解程序；如果执法机关为一个，则适用一种甚至多种承诺或和解程序。也就是说，一般不存在多个执法机关适用同一种承诺或和解程序的情况。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如果执法机关有多个，则不同执法机关针对不同性质的垄断行为，而不同的垄断行为在适用和解程序时应当有所差异，故创设不同的和解程序可能更为科学。例如，美国反托拉斯法的执法机关主要是司法部与联邦贸易委员会，二者可分别适用同意判决与同意命令程序，两种和解程序之间是相互独立的。
世界上大多国家的反垄断执法机关都是一个，其适用的和解程序也往往是一个，但曾经的日本和现在的欧共体，稍有例外。日本的反垄断执法机关是公正交易委员会，《禁止垄断法》2005年修订之前，其可适用的和解程序包括劝告审决与同意审决两种，2005年修订中，劝告审决制度被废除了，现在日本的和解程序也只剩下一种即同意审决了。
欧共体竞争法中的和解程序主要是承诺决定，承诺决定主要适用于非卡特尔案件，尤其是核心卡特尔案件（hardcore cartel cases），是不能适用承诺程序的。[3]为了便利卡特尔案件的执法程序，欧共体创设了另一种和解程序，即委员会第622/2008号条例[4]所规定的卡特尔案件和解程序（settlement procedure in cartel cases）。两类程序性质上虽都为和解，但在适用条件、适用的具体程序以及适用效果等方面却具有较大区别。卡特尔案件的和解程序在适用效果上与宽大制度类似，一般只会减轻（基本不会免除）对当事人的处罚，而且不会回避对其行为违法性的认定。也即说，在卡特尔案件和解程序中，委员会必须认定行为人违法并据此作出罚款决定。[5]而在承诺决定程序中，委员会既不认定行为人违法，也不会作出任何罚款决定。因而，承诺决定程序与其他国家的反垄断执法和解制度更为类似，卡特尔案件中的和解程序，实际上仅为一种简便的执法程序。
我国情况与其他国家或地区有所不同。我国现行的反垄断执法机关有多个，而经营者承诺制度只有一种。国家工商总局及发改委的《程序规定》，均直接使用经营者承诺的提法，商务部的《审查办法》虽使用的是“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的词语，但仍可视为承诺制度。也就是说，我国反垄断执法机关虽有三个，但适用的和解程序实际上只有一种。
三、我国经营者承诺制度的主要不足
（一）经营者承诺制度的总体不足
1．概念使用较为抽象，又缺乏具体解释，可操作性不强
我国《反垄断法》第四十五条仅对经营者承诺程序作了原则性规定，很多概念的具体含义需要进一步明确，在目前还缺少相关法律解释的情况下，承诺程序的适用可能存在可操作性问题。
从我国现行规定看，需要明确具体含义的概念主要有以下几个：
一是“消除行为后果”。我国《反垄断法》规定，经营者提供承诺时，应表明采取具体措施消除涉嫌垄断行为的后果，但在现代反垄断中，很多垄断行为的后果具有双重性，即既有消极后果也有积极后果，那么对于积极后果，经营者是否也应予以消除？此外，达到何种程度可以说消除了行为后果，应当由谁、以什么标准进行判断？
二是“履行承诺”。承诺的履行与否是决定承诺程序适用效果的重要因素。经营者履行承诺的，执法机关作出终止调查决定；未履行承诺的，执法机关应当恢复调查。在这里，承诺是否履行的判断标准并不明确。经营者承诺采取的具体措施全部实施完毕即为履行承诺，还是要求必须消除行为的消极后果，而不论具体措施是否尽数履行？可见，判断经营者是否履行承诺标准可能是多元的，既存在量的标准（从过程判断），也存在质的标准（从后果判断）。如果采取质的标准，将消除行为消极后果作为判断标准，可能会发生经营者超额或不足额履行义务的情况；如果采取量的标准，不仅结果难以控制，还会存在一个充分或不充分履行的问题，也即有些经营者将承诺采取的措施实施完毕，但有些措施的采取可能并不充分、彻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