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关于法规的明确性
明确性原则，又称避免含糊性原则（Void-of-Vagueness Principle），主要是指立法者应当明确地规定刑法法规，把立法意旨和刑罚权的界限明确地表达出来，使普通公民对法律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并使司法官员在充分理解法律的基础上，准确适用法律。如果法律规定含糊不清，那么司法者在适用法律时，很可能凭借其主观好恶任意解释刑法，极易导致司法擅断，侵扰公民的个人私域。因此立法的明确性是制约司法权无限扩张的有效武器。
我国1997年刑法在这方面的努力不可抹杀。由于我国1979年刑法奉行“宜粗不宜细”“宁疏勿密、宁简勿繁”的立法思想，刑法的不确定性十分突出，它仅用92个条文就规定了130多种犯罪，这使得许多具体犯罪的构成要件模糊不清。1997年刑法对此问题有一定的改进。比如，它把三大“口袋罪”（流氓罪、投机倒把罪、玩忽职守罪）分解成了比较明确具体的若干种犯罪；对于14～16周岁的未成年人负刑事责任的范围也一改过去的模糊规定[5]；改变了旧刑法关于抢劫罪的含糊规定，明确了可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直至死刑的八种加重情节[6]；同时它大量采用了叙明罪状的形式，具体地描述了一些犯罪构成的特征；另外，对于与犯罪构成有关的重要概念（如重伤），新刑法也给予了明确的立法解释{3}。但是，新刑法在明确性方面还存在很大不足，比如它大量采用了一些高度的概括性条款，如情节严重、数额较大、后果严重等，还有一些缺乏制约的空白条款（如第225条的非法经营罪），这些情况都是应该予以纠正的。
澳门刑法典在明确性方面表现十分突出，值得我们学习。在总则方面，澳门刑法典对一些存在争议的理论问题做了明确的回答。比如第9条第1款规定：“如一法定罪状包含一定结果在内，则事实不仅包括可适当产生该结果之作为，亦包括可适当防止该结果之不作为，但法律另有意图者，不在此限。”这个规定明确了不作为与作为的等同关系，从而避免出现所谓的不纯正不作为犯是否符合罪刑法定的争论。另外，在法律错误与事实错误（第15、16条），不能未遂（第22条第3款）等一系列理论上存有争议的问题，澳门刑法都明确做了回答。这些问题在大陆还是一些理论界关注的疑难问题，在刑法条文中并没有体现，司法者在定罪量刑时往往凭借的是自己的主观感受，相同的案件在不同的司法人员手中，处理结果很可能截然相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