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注意的是，从法律的安定性出发，澳门刑法也认为如果新法对于有关事实的判断并未发生彻底改变，对行为人有利的法律只及于判决尚未确定时，如果判决已经确定，那么并不能因为新法刑罚较之旧法为轻，犯罪者就享有减刑的权利。显然，在这个问题上，澳门刑法在维护法的安定性与保障犯罪人人权之间采取了一种折衷，即在判决确定之后，仅新法的除罪化规定具有溯及力，而若新法在事实上的判断并未发生根本变化，那么新法没有溯及力[3]。
应当指出，关于刑法的溯及力，各国刑法理论一般认为，实体性法律不具有溯及力，但是作为技术性规则的程序性刑事法律，一般可被推定优于旧法并且能保障一种最佳的司法效果，因此程序性法律具有溯及力。当然，如若这种程序性规定对行为人不利，从保障自由的角度而言，则不能溯及既往。对此，澳门刑事诉讼法第5条规定：“一、刑事诉讼法立即适用，但不影响在先前之法律生效期间内行为之有效性。二、如立即适用刑事诉讼法可导致下列情况，则刑事诉讼法不适用于在其生效前已开始进行之诉讼程序：a）明显引致嫌犯在诉讼程序中处境恶化而此情况系可避免，尤其是引致嫌犯之辩护权受限制；或b）破坏该诉讼程序中各行为间之协调及统一。”大陆法律对此并无明确的规定，这应该说是大陆刑事法律的缺陷所在。
3.关于习惯法的规定
罪刑法定中的“法”指的是制定法或成文法。未经立法机关确认的习惯法，缺乏法律所要求的明确性，人们对此很难有清晰的认识，如果以习惯法作为定罪的依据，很可能造成刑罚权的滥用，因此，习惯法一般禁止作为处罚依据。
但是，出于对公民自由的保障，对公民有利的习惯法往往不在禁止之列。刑法一般提供的是否定性规范，告诉公民禁止从事一定的行为（如不能杀人）。同时，刑法中也会存在少量授权性规范（如正当防卫）。但是，刑法规定的授权性规范并非公民权利的总和，因为自由是指公民可以去做法律没有禁止的任何事情。在习惯法中，确实也存在一些习惯起着授权性规范的作用，比如自救行为，得被害人承诺的行为、义务冲突、期待可能性中的大量问题，人们在行为中往往会遵循这些习惯。若严格按照刑法规定，这些习惯行为可能是犯罪。但是，这些习惯本身也是人们经验的产物，它们中的大多数规定很有可能上升为刑法中的授权性规范。更为重要的是，它们起着限制刑罚权的作用，是公民自由的保卫者。因此，法官在定罪量刑时，必须考虑这些有利于被告人的超法规的习惯要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