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与澳门罪刑法定原则之比较
罗翔
【关键词】大陆；澳门；罪刑法定原则
【全文】
1999年12月20日，中国政府正式恢复对澳门行使主权。按照《基本法》的规定，澳门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包括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回归以后的澳门，在法律制度上必然与大陆有一定的差异。因此有必要对一国两制下的法律制度进行系统的研究、比较，以促进两地的法律交流与发展。而罪刑法定这个话题，是在对两地法律进行比较时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问题。
一、罪刑法定思想在大陆与澳门的历史演进
罪刑法定思想，可以追溯到1215年的英国大宪章，这个思想在当时并非主观设计的产物，而是权力斗争的副产品。经过不断的进化和试错，这种思想逐渐发展壮大，时至今日，它已然成为文明世界的支配性理念。
罪刑法定是法治国的基本原则，它要求国家通过成文的刑法限制刑罚权的无限扩张，由其本质，罪刑法定一般可引申出以下几大派生原则：①不利于行为人的习惯法的禁止；②不利于行为人溯及既往规定的禁止；③不利于行为人类推解释的禁止；④绝对不定期刑的禁止；⑤法律明确性的要求。
罪刑法定原则在中国大陆的确立，着实来之不易。作为有着几千年封建文化的中华古国，我们缺乏法治的本土资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出于对皇权的绝对崇拜，很难想象人们会有限制刑罚权的念头，可以说，封建中国根本无所谓真正的罪刑法定原则。建国以后，我们虽然试图与旧时代一刀两断，但传统的习惯积重难返，罪刑法定原则在我国的蹒跚前行就很能说明这个问题。1950年7月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大纲》（草案）就明文规定了类推制度“，犯罪行为，无明文规定者，依其性质，比照本大纲最相类似之条文处罚之”。195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也保留了类推制度。随后的日子，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内的本就为数不多的法律都成了一纸空文，法律虚无主义横行一时，国家的民主政治生活遭到空前的破坏。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出于对这种无法无天局面的深刻反思，我们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并用根本大法的形式向世人昭示，我们要建设一个社会主义法治国家。1979年我国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明确规定了犯罪的概念，对于犯罪的主体资格、主观罪过、刑事责任能力和责任年龄以及刑罚的种类和执行方法、个罪的犯罪构成要件都做了明确规定，而且它还规定了刑法的从旧兼从轻原则。这一切都体现了罪刑法定的要求，对定罪量刑起到了明显的指引作用，在客观上对刑罚权有一定的限制，但是该法第79条却仍然保留着类推制度，虽说这是一种经过严格限制的类推制度，但它还是与罪刑法定原则相悖的。1982年的《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以及1983年的《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甚至突破了1979年刑法的从旧兼从轻原则，规定了一种严重背离罪刑法定原则的从新兼从重原则。让人欣慰的是，大陆学界对于旧刑法中的这些规定普遍持批判态度，并希望在刑法修改时规定罪刑法定原则。终于，在199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明确规定了：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罪刑法定原则在中国的出现是我国法治建设的一个大动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