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实施监听应符合较高的法定条件
刑事侦查部门依据刑事诉讼法第100条a规定，进行监听必须符合一定的条件，即存在一定的事实使得有理由怀疑特定的犯罪已经发生，这一标准类似于美国的“可能事由”（Probable cause）。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02条，获得一般性搜查令的标准是：在推测进行搜查可能收集到证据材料的时候，可以搜查（第102条）。对情报部门的监听而言，可以实施监听的要求是：怀疑有事实上的依据（GIO，第1款）。对刑事侦查部门监听的要求是：怀疑应当建立在明确的事实基础之上（刑事诉讼法第100条a）。尽管这一部分的监听法并未包含特定的证据排除规则，由G10法中的相应规定可以推定，通过监听获得的证据只能被用来指控第100条a中所列举的犯罪。
3.不仅排除违反电子监听法取得的非法证据本身，而且排除通过这一非法证据而取得的新证据，即毒树之果
前述1978年2月22日的判决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不过，法庭对这次判决的适用范围作了限定，即审讯虽然不能以非法证据为基础，但是，从监听中取得的线索可以用作进一步侦查的依据，即使是针对第100条a中所没有规定的犯罪也是可以的。
（二）以公民宪法权利为基础的三步分析法
这类司法技术适用于以侵犯公民宪法权利的方法而获取的口供、证人证言、书证、物证、视听资料等。
在1973年1月31日“私人谈话录音案”的判决中，联邦宪法法院针对在刑事诉讼中采纳证据所涉及的宪法保护问题，首次采用了三步分析法。该案的案情是：一对夫妇将一些财产出售给被告人。被告人为了规避纳税，要求这对夫妇在合同中低估所出售财产的实际价值，然后由被告人将实际差价（70000DM）以现金的形式付给他们。在被告人不知情的情况下，这对夫妇录下了涉及税务欺诈的谈话，随后，他们将录音带交给警方。
最高法院通过权衡本案所涉及的证据，确立并系统阐发了三步分析法：首先，如果证据的使用会侵害个人最基本或最核心的权利，应当认定个人的薄严是不可侵犯的，超越于所有的政府权力。此类证据，必须排除，而不论指控的严重程度。那么什么是个人最基本或最核心的权利呢？法院认为，它们属于个人的最私密空间，为宪法第1条第1款、第2条第2款和第19条第2款所涉及的权利范畴，典型的例子是在夫妻卧室内装电子窃听装置而取得证据。但是，由于这些条款十分宽泛，不能为所谓个人的私密空间设置明确的界限。法院认为本案中的谈话录音不属于这一最核心范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