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史中，我们可以看到，即便是一个政治上专制的国家，但只要它的法律制度是独立的、公正的和有权威的，也仍然可能成为一个强国，例如英国和法国的有限君主专制时期就是如此。当然，如果能够继承自己的政治文化传统，建设出一个自由、民主、共和的法治国家，那么，一个自然禀赋上具备了大国条件的国家，就必定是一个强国，而且是一个自由的强国，人民在这样的国家里充分享受了作为大国国民的自由、福祉和荣耀。因此，他们发自内心地把这个国家视为自己的祖国，可以奋不顾身地为自己的祖国牺牲，这就是哈贝玛斯等人所说“宪法爱国主义”，或公民爱国主义。其实，这种爱国主义可以追溯到古代罗马共和国，正像西塞罗所指出的，罗马人民对于国家的热爱，与其说是对于它的国土，不如说是对于它的法律，对于共和国的政体制度。这种宪法爱国主义与近代日尔曼国家的基于民族精神的爱国主义是大不相同的。
今天在中国的语境下重新思考建设自己的强大的国家，我认为，法治国以及与此相关的法律意义上的爱国主义更具有本质性的积极意义。在近二百年的中国近代历史中，我们的国家建设屡屡受挫，虽然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法治不彰显然是一个根本性的原因。要说，我们不缺乏奋斗的勇气、革命的精神和爱国的激情，也不缺乏建国方略、五年纲要和十年规划之类的一系列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方针政策，但令人遗憾的是，我们少有法治主义的保守和审慎精神，少有法治国的恒久的建设目标。一百年来，我们的宪法总是废了创，创了废，无法无天，有法不依，这样废乱频仍，如何保持和维护一个稳定的社会秩序，如何树立一个国家的权威，如何保障人民的安全、财产、自由和幸福，如何依据法律来凝聚人民的爱国之心呢？
因此，建设一个法治国便成为首要的国家主题。法治昌明，政体稳定，人民才有追求财富的欲望和恒心，国家的税收才源源不断，公民美德才得以光大。对此，休谟曾经有关精辟的论述，他说：“在所有杰出的留有难忘成就的人物中，首要荣誉看来应属于立法者和国家缔造者，因为他们为保障后代的安宁、幸福和自由，留下了法律制度和政治体制。”
大国责任的基础还是在于法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