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有组织犯罪案件中特殊的拘留期限延长制度。依贝尔本二号法律之规定，对于《刑事诉讼法典》第706一？3条所规定的有组织犯罪，在第一次拘留期限（24小时）结束后，如有必要，经共和国检察官申请，自由与羁押法官或预审法官批准，拘留期限可延长24小时。在延长期限结束后，如还有必要，拘留期限还可再延长24小时（第706-88条第1款、第2款）。在经过48小时的拘留期限后，如确有必要，自由与羁押法官或预审法官还可决定补充延长48小时的拘留期限（第706-88条第5款）。换而言之，贝尔本二号法律确立了法国有史以来最长的拘留期限：96个小时。非但如此，考虑到参与有组织犯罪的未成年人数量越来越多，贝尔本二号法律还规定，这一特殊的拘留期限延长制度同样适用于十六周岁以上、“存在一个或数个合理理由怀疑其可能作为主犯或共犯参与有组织犯罪实施”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1945年2月2日的裁定第4条第7款）。司法部在2004年9月2日的适用通令中指出，“对涉嫌实施有组织犯罪的未成年人（十六周岁以上）延长拘留期限的，应以必要的询问时间为限度。……自由与羁押法官须在裁定中说明延长拘留期限的理由”。[7]
其次是有组织犯罪案件中犯罪嫌疑人与律师的会见制度。对于一般的犯罪，被拘留者在拘留措施开始适用时便可与律师会见。[8]如果拘留期限延长，则可立即再进行一次补充会见。但对于有组织犯罪，情况则要复杂许多：如果被拘留者涉嫌《刑事诉讼法典》第706-73条第1°、第2°、第5°、第10°、第12°及第14°项所规定之犯罪，则每一拘留阶段均可与律师会见。具体的会见时间分别是：拘留措施开始适用时、25小时后（如果延长拘留期限一次）、49小时后（如果延长拘留期限两次）以及第73小时（如果延长拘留期限三次或四次）；如果被拘留者涉嫌《刑事诉讼法典》第706-73条第4°、第6°、第7°、第8°及第15°项所规定之犯罪，则律师仅在拘留49小时后方可介入诉讼（即第二次延长拘留期限）。如果延长拘留期限三次至四次，则被拘留者还可在拘留73小时后与律师第二次会见（《刑事诉讼法典》第706-88条最后1款第2段）；如果被拘留者涉嫌《刑事诉讼法典》第706-73条第3‘及第11’项所规定之犯罪，则律师仅在拘留72小时后方可介入诉讼（《刑事诉讼法典》第706-88条最后1款第2段）。律师到达拘留所后即可会见被拘留人。如果调查人员此时正在讯问被拘留人，则原则上应中止讯问，允许律师与被拘留人会见。会见时间不得超过30分钟，秘密进行。由于警察局及宪法队均未设专门的会见场所，因此在司法实践中，调查人员往往不得不让出办公室以充当犯罪嫌疑人与律师的临时会见室。会见结束后，如有必要，律师可出具书面意见，附在诉讼案卷中（《刑事诉讼法典》第64-4条第4款）。很显然，在有组织犯罪案件中，律师与被拘留者的会见权受到了极大的限制。
二、有组织犯罪案件中控权模式的弱化
在刑事诉讼中，“控权”和“真相发现”虽有一定的内在契合性，但更多地表现为相当程度的张力甚至对抗。例如在拘留制度中，“真相发现”要求立法者提高拘留措施的强度（如延长拘留时间），但“控权理念”却希望尽可能地保障被拘留者的休息权及精神完整权。从法国现行法看，“真相发现”依然是侦查阶段的主导理念，这亦是职权主义国家的一大共性。而贝尔本二号法律更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职权”的烙印，因为其立法的一大核心理念便是弱化控权模式，具体又体现为弱化法官的审查以及弱化辩护权的对抗。
（一）法官审查制的弱化
在刑事诉讼中，法官有权对程序的合法性进行监督，这是法治国原则的必然要求，亦是保障公民个人免受国家权力滥用伤害的根本前提。正因为如此，法国刑事诉讼法及判例确立了相对完备的程序无效体系，[9]旨在赋予法官一般意义上的程序撤消权。但贝尔本二号法律在一些制度设计上挑战了法国两百余年来的司法传统，使其成为理论界及实务界热议及批评的对象。
第一个重要问题是，贝尔本二号法律对有组织犯罪设置了十分特殊的侦查程序，其核心要义是加强犯罪打击力量。但如果在现行犯侦查程序、预先侦查程序或者预审调查程序结束后，甚至在庭审程序中发现所调查之犯罪并不属于《刑事诉讼法典》第706-73条或第706-74条所规定的有组织犯罪，则此前的侦查程序是否有效？法官是否应排除以特殊侦查程序所获得的证据？换而言之，长达四天的拘留期限、非常规搜查、电话窃听、在特定地点或车辆的录音与拍照、卧底侦查等均以“有组织犯罪”为基本前提，如果前提改变了，结果是否还能保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