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过度强化抗诉监督，损害既判力原则，进而损害了判决的权威。司法程序是解决争议的最后一道程序，生效的判决、裁定是对双方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的最终确定，它具有法律约束力，其特征之一是具有稳定性、终局性，不可任意变动。只有这样，才能使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建立在稳定的基础上，使社会主体在交易过程中具有安全感，使社会关系处于一种平衡状态，社会的发展也才有序。如果生效的判决、裁定朝令夕改，就会破坏这种稳定性、安全感和平衡状态，让人们感到无所适从，使社会秩序走向紊乱。[8]过分强化抗诉监督，“逢错必抗”，甚至“一抗再抗”，这不仅会极大地浪费有限的司法资源，而且也使得社会关系长期处于不确定状况，破坏了裁判的既判力，使那些业已受到终审裁判的原审被告人，可能因同一行为而随时和多次受到重复的追诉，其前途和命运长期甚至始终处于不确定或待判定的状态。这不仅损害了案件当事人的利益，而且也必将严重损害审判权威。因此，对于抗诉监督的价值定位应有新的认识，传统观念强调“实事求是，有错必纠”、“逢错必抗”，单纯追求实体正确，这不符合诉讼经济原则，严重损害既判力原则，已经在实践中产生了很多的问题，因此必须加以改革和更新。抗诉监督不能“逢错必抗”，而应“慎重纠错”，必须把抗诉监督与既判力原则协调起来，寻求一个最佳的平衡点。在制度安排方面，我国应在以下方面对抗诉监督进行改革。
第一，应明确检察院行使抗诉监督的基本功能。应将抗诉监督基本功能界定为维护法院正确的终局判决，将保持、树立正确判决的稳定性、权威性置于抗诉功能的首位。其次才是纠正有充分证据证明可能存有错误的终审判决，力求实现程序效益与实体公正的有机统一。
第二，应严格抗诉条件。一是要细化抗诉条件，将抗诉理由具体化、法定化，减少抗诉的随意性、不确定性，增强民事抗诉的可预测性，维护判决的既判力。二是区分刑事抗诉和民事行政抗诉的标准，对民事抗诉的标准要从严掌握，对于因法律问题认识不同引起分歧的案件，充分尊重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一般不予抗诉；要尊重当事人的处分权，检察机关一般不能主动提起民事抗诉，只能在有当事人申诉的情况下才提起，当然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民事案件除外。
第三，在民事行政抗诉中，应限定申请抗诉的时效和再抗次数。民事诉讼法规定了当事人向法院申请再审的时效为2年，而向检察机关申请抗诉则无时效限制，这不利于维护民事判决的稳定性和民事法律关系的确定性。应当设定当事人向检察院申请抗诉的时效，以督促当事人及时行使权利。现行法律对于同一案件行使民事抗诉权的次数亦未予规定，但从诉讼效益角度考虑，连续抗诉会导致一件案件反复审理，影响诉讼效率，不利于止讼息争，不利于司法权威的树立，影响民事判决的既判力。因此，民事抗诉权的行使应确立“一案不再抗”原则，最大限度实现实体公正与诉讼效益的统一。[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