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大量的调查资料表明，司法实践中并未认真贯彻“四个条件”同时具备的减刑原则，“百分考核制”普遍存在片面强调劳动效果（“完成生产任务”）的倾向，干警忙于记分算分而无暇顾及对罪犯的思想教育；罪犯怀着十分功利的心态参加劳动，只关心挣够分数而获得减刑，并未真正解决真诚悔改的问题，所以通过减刑出狱后重新犯罪的比例大；同时，另外一些认罪服法，真诚悔过，思想改造好，但劳动能力差的人却无法获得减刑。这不但对于服刑的罪犯是不公平的，也违背了设立减刑制度的初衷。有的监狱解释说，“我们只有用‘百分考核制’这样的方法来刺激罪犯劳动的积极性，监狱生产上去了，有了经济效益，才能维持下去，并非我们不懂减刑需要同时具备四个条件，只是想不出更好的办法。”笔者在调研中深切感到，监狱的财政状况不佳，对于监狱实现改造罪犯的功能有着十分重大的影响。不少监狱承认执行“百分考核制”有偏重经济效益忽视思想改造的倾向，但也不无“非不为也，实不能也”之叹。这一点应当引起有关领导机关的足够重视。
关于“立功表现”，《规定》第1条第2项也作了规定。立功表现是指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①揭发、检举监狱内外犯罪活动，或者提供重要的破案线索，经查证属实的；②制止他人犯罪活动的；③在生产、科研中进行技术革新，成绩突出的；④在抢险救灾或者排除重大事故中表现积极的；⑤有其他有利于国家和社会的突出事迹的。只要具备其中一项，即可作为有“立功表现”而获得减刑。此外，被监狱、劳改单位评为省级改造积极分子的罪犯，也可视为立功表现。但是《刑法》第78条第1款规定“有立功表现”也只在“可以减刑”之列，似乎失之过严。笔者认为，有立功表现可以作为“应当减刑”的条件，只是减多减少与有“重大立功表现”不同而已。有“立功表现”与有“重大立功表现”减刑的幅度，可由法律加以特别规定。
关于“重大立功表现”，《刑法》第78条作了明确规定，包括：①阻止他人重大犯罪活动；②检举监狱内外重大犯罪活动，经查证属实的；③有发明创造或者重大技术革新；④在日常生产、生活中舍己救人的；⑤在抗御自然灾害或者排除重大事故中，有突出表现的；⑥对国家和社会有其他重大贡献的。只要具备上述6种表现之一的，就应当适用减刑，监狱必须如实申报，法官也不应有自由裁量的余地。
3.关于减刑的起始时间和间隔时间问题。对减刑的起始时间和间隔时间，法律未作规定。实践中以《规定》作为依据。笔者总体上认为最高法院关于减刑起始时间的规定失之过宽，对于刑事判决的严肃性、稳定性和罪刑相适应的原则冲击太大，有损法律的尊严和刑事司法的公信力。例如《规定》第6条规定，对于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罪犯，如确有悔改或立功表现。服刑两年以后，可以减刑。笔者认为，被判无期徒刑者当属重大犯罪，罪犯的主观恶性也相应较大，服刑两年就开始减刑时间过短，较难判断其是否确有悔改，至少应在服刑5年后才可以减刑；以此类推，被判10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罪犯可在服刑3年以后开始减刑；被判5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罪犯可在服刑两年后开始减刑。两次减刑之间的间隔时间，也宜由1年以上改为两年以上。判处不满5年有期徒刑的罪犯，可比照上述起始时间适当缩短，对有重大立功表现的不受上述时间的限制。笔者这样建议主要考虑减刑适用不能过于宽泛，一方面避免罪犯产生投机心理，不认真进行改造，另一方面避免公众对刑罚执行产生疑虑，出现不良的社会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