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司法实践中对不同案件证明标准的适用情况
实际上，对轻罪、重罪和死罪案件的刑事证明标准适用中呈现出来的层次性已是不争的事实。司法实践中衡量个案裁判证据认定和采信支持是否严格和充分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发改率，从广东省司法实践和刑事证据证明标准适用情况来看，确实是重罪案件的发改率比轻罪高，重罪和死罪案件的证明标准要求较高。[31]如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二庭的数据显示，[32]自2005 - 2006年3月份，其收到广东省高院二审改判的案件8例，发回重审1例，共9例，除去一些程序瑕疵性等原因的发改案件，主要原因是在事实认定方面没有到达应有的标准，例如在上诉人段某某伙同他人（同伙在逃）一起持刀抢劫刺伤被害人胸部至其死亡案中，一审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但因本案中共同犯罪的主案犯在逃，基于事实证明和本案具体情况等，二审对上诉人判处死缓。由此可见，该案体现出了省高院在刑事证明标准的司法适用中，对主客观相统一原则的坚持，不仅体现在定罪上，也体现在量刑上。从各地中院的发改率情况来看，结论也是如此。以广东省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为例，从2008 - 2010年8月份的三年中，该院审理的各基层法院上诉、抗诉案件，维持率均在90%以下，但发改率也呈逐年降低趋势。2009年，全市上诉、抗诉案件发改率为14.9%，而2008年发改率为28.8%,2009年比2008年下降了13.9个百分点。虽然该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上诉、抗诉案件包含了无期徒刑以下的重罪与轻罪案件，但是发改率的降低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中级人民法院对证明标准的要求整体上更加严格，而重罪案件就在其中。
而对轻罪案件在刑事证明标准适用上也有针对性与层次性的体现，这主要是通过“繁简分流，分类办理”的轻微刑事案件快速办理机制来实现的。2007年4月至2008年5月底，深圳市罗湖区检察院侦查监督部门适用快速办理机制办理案件843宗，公诉部门适用该机制办理案件841宗，分别占所有案件的31.16%和36.28%。当然，根据当前广东省刑事司法实践验证及成果体现表明，对于轻罪案件的快速办理机制的适用也不是对其刑事证明标准的完全放松，而是有利于司法主体在法律框架内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恰如其分地与轻罪案件的主客观方面有机的统一，达到了公正与效率的衡平，实现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一致。该院2007年4月开始实施轻微刑事案件快速办理机制后，2007年该区法院刑事案件改判率就由2006年的14.9％下降为9.9%，而2008年1 -5月的刑事案件改判率更是下降到1.8%，适用快速办理机制判决的轻微刑事案件被告人无一上诉。[33]
五、结语
以上理论和实务分析表明，刑事证明标准在我国刑诉法中规定虽然比较笼统单一，但在司法实践中确又具有横向和纵向层次性。正是基于此，我们的司法主体既需要也能够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和司法智慧，在法条和案件事实之间实现一种动态的平衡和统一，从而达到司法适用的公平正义和高效合理，而贯穿其中的证据尺度和标准的基本理念和原则，就是主客观相统一原则。
【作者简介】
聂立泽，中山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苑民丽，广东警官学院法律系副教授。
【注释】赵秉志主编：《
刑法争议问题研究》（上卷），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2页。
参见聂立泽：《走进
刑法—中国
刑法基本理论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版，第7-14页。
但是因为行刑阶段所认定的这种主客观即改造和再教育事实等并不是我们在本文中所要讨论的刑事证据，行刑中的这种事实或者情节以及犯罪人的悔过自新等等与定罪量刑中的“证据”并不是同一层含义，此不赘述。
陈光中主编：《刑事诉讼法学》（新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65页。另见聂文峰、田艳晖：《我国刑事证明标准层次性探讨和重构》，载《河北法学》2009年第11期。
李学宽、汪海燕、张小玲：《论刑事证明标准及其层次性》，载《中国法学》2001年第5期。
参见罗国良：《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是定罪标准》，载《法律适用》2010年第9期。
特拉伊宁：《犯罪构成的一般学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4页。
参见张明楷：《刑法学》（上），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337页。
参见何秉松：《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犯罪构成理论新体系》，载《法学研究》1986年第1期。
从理论上来讲，最广义的定罪的范围还应当包括对行为不构成犯罪的一种处断形式，以此观之，我国的侦查、公诉机关显然具有这样的权力，因而将其视为定罪主体并无不妥。
陈兴良：《
刑法哲学》（修订三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99页。
沃尔德等：《理论犯罪学》，转引自吴宗宪：《西方犯罪学史》，警官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07页。
大塚仁：《
刑法概说》（总论），有裴阁1992年改订增补版，第45页。
聂立泽：《
刑法中主客观相统一原则研究》，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33页。
陈兴良：《
刑法哲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46页。
前注，李学宽、汪海燕、张小玲文。
应当指出，针对第141条有学者提出它是一种提起公诉的“证据标准”，而不是“证明标准”。参见陈卫东、简乐伟：《提起公诉的证据标准问题研究》，载《河南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我们认为这是不甚必要的，因为证据标准的提法倾向于静态的物，而证明标准则侧重于动态的司法主体和活动，证据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证明，如果只是徒然变换称谓而未从根本上对法条进行完善，也只会使其愈加繁琐，不利于司法操作。
上诉、抗诉、二审等在文中我们暂不讨论，因为在这三个阶段，证据所起到的也更多的是一种静态的“审查”的作用和意义，而且与从刑事立案到审判中证据的“证明”标准性质和内涵也并不是完全相同。
卞建林主编：《证据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79页。
即我国刑事证明标准应当是轻罪较低，重罪较高，死罪最高的层次性构建，当然，我们并不排斥对于一些事实简单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轻罪案件，适用客观真实的最高的证明标准。
参见陈光中：《构建层次性的刑事证明标准》，载陈光中、江伟主编：《诉讼法论丛》（第7卷），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6页。
近年来有学者研究指出，“排除合理怀疑”在英美法系中作为证明标准是根源于西方哲学对于“盖然性”的一种理解和追问，体现出了一种经验理性和司法诚信或者法律信仰，我们赞同该学者并且认为作为人类的共同文明和法治信念，其在我国应当也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参见张斌：《英美刑事证明标准的理性基础》，载《清华法学》2010年第3期。
参见龙宗智：《相对合理主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01页。
聂立泽：《我国死刑立法控制构想》，载赵秉志主编：《刑事法治发展研究报告》（2004年卷），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6-50页。
死刑案件即死罪案件，非死刑案件即包括轻罪和重罪案件，而且非死刑案件内部重罪和轻罪案件的证明标准既都统一于“排除合理怀疑”，又是有相对高低的，重罪严于轻罪。
陈一云主编：《证据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版，第115页。
陈光中等：《刑事证据制度与认识论》，载《中国法学》2001年第1期。
樊崇义：《客观真实管见》，载《中国法学》2000年第1期。
前注，陈光中文。
陈朴生：《刑事诉讼实务》（增订本），台湾陈朴生自刊发行1981年版，第8页。
事实上，就全国而言，我们也欣喜的看到，基于对于死刑案件等刑事证明标准的日益重视和完善，五部委和最高院在2010年7月和10月也分别颁布施行和试行了《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和《
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证据标准更加细致严格，这也正是在案件证明和庭审量刑等方面体现和强调了对法律真实和客观真实、主观和客观相统一在司法层面的适用引导，是主客观相统一原则在我国刑事司法规范中的实践深化和发展。
数据来源：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网，http://www.fszjfy.gov.en/program/ article. jsp？ ID＝11303。
以上相关数据统计来自张和林、余健明、严然：《广东省检察机关轻微刑事案件快速办理机制的实践探索与完善建议》,2010年3月31日发布于广东省人民检察院阳光检务网，http://www.gd.jcy.gov.cn/znbm/jcdy/ztdy/201003/t20100331_338739.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