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将来法院对不愿意出庭的普通证人都不会轻易采取强制手段来保证其出庭作证的话，那么赋予近亲属出庭作证的豁免权这个乍看起来比较人性的制度设计又有多少实质意义呢?在作为近亲属的证人出庭与否都不影响其证言效力的情况下，又哪里能够真正维护亲属之间的信任关系呢?因为，作为被追诉人的近亲属，只要他(她)向控方做出了对被追诉人不利的证言，只要这个证言在法庭上被宣读并最终被采纳，都不会对被告人的定罪量刑有任何影响，也不会导致许多人所担心的放纵犯罪的结果。这哪里有“亲亲相位隐”的影子呢?又怎么能够颠覆“大义灭亲”呢?
问题可能还不在于这个规定的意义不大。我担心的是，如果这个规定被曲解的话，可能会引发新的问题。按照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的规定，证人证言如果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并且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有异议，人民法院认为证人有必要出庭作证的，证人应当出庭。这里的证人证言，显然既包括普通的证人提供的证言，也包括被作为证人的被告人的近亲属提供的证言。这意味着，即使是被告人的近亲属，其如向检控方提供过证言，如果该证言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且辩护方也有异议，那么，法院在认为该证人有必要出庭作证的情况下，是应当通知其出庭作证的。只不过，出庭不出庭全凭被告人近亲属的自愿。在其拒绝出庭作证的情况下，法院既不能对其采取强制手段，也不能对其适用拘留措施。这在有些情况下可能会影响到被告人对质权的实现。
长期的司法实践表明，在不少案件中，被告人的近亲属都做出了对其不利的证言。对于这些对自己不利的证言，有时被告人还是有着不同意见的。但是，大都因为其近亲属的不出庭而无法对其展开有效质证。我推断并相信，有些近亲属之所以没有走向法庭，并不是其不同意，而是根本得不到法院的准许。因为，基本的社会常识告诉我，绝大多数被告人的近亲属是不愿意证明被告人有罪的。其之所以会选择向检控方作证，多多少少都带有“强迫”的性质。这些被“强迫”做出了不利于自己近亲属之陈述的证人大多是愿意走向法庭的，因为，只有这样，才有机会“推翻”之前不太情愿做出的证词。但是，他们的出庭要求几乎不太可能得到法院的许可。典型的例证就是，在很多贪贿案件中，近亲属作证的情况屡见不鲜，而出庭作证的案例我却素未耳闻。而且，即使其真的走向法庭并做出新的陈述，法官通常来说也不会相信至少也不会轻易相信(所以，在中国的刑事诉讼法学界，有个基本的共识就是，真正决定被追诉人命运的诉讼阶段，是侦查而不是审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