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代表人的权力虽小，这并不意味着其作用就不大，他说：虽然代表的职能范围很小，但这一代表形式却很重要，因为有了代表，法人才可以通过要式法律交易直接取得所有权，如果没有这一代表形式，交易将无法进行[2]（P241）。
这句似乎表明：虽然代表不可以决定法人能为何种行为，但可以决定其不能为何种行为，所以，代表人仍然可以以轻驭重，控制法人行为。而上文提到，代表人直接被纳入到国家法序列，也无非是使国家法可以四两拨千斤，通过控制代表人的行为达到控制团体行为之目的。
因此，以上两个方面是完全可以统一起来的，萨维尼一方面限制法人代表的权限，另一方面又将其纳入国家法体系中，不过是希望直接以国家法驯服法人代表，而这两个方面都建立于对代表人的疑虑之上，从根本上说建立于对于内部秩序的不信任之上。这种思路明显地体现于此后的立法当中，《德国民法典》第26条第2款第1句中的规定：“董事会具有法定代表人的地位”。其意义在于以国家法的方式将法人的代表权固定于某一特定机关，以国家法的名义赋予法人机关以特定地位，这与萨氏以国家法直接干预团体内部生活的思想一脉相承。而我国《民法通则》则将个人加封为法定代表人，法定代表人更象是个公法上的职位，由此催生了众多封疆大吏式的“一把手”、“一枝笔”，从代理说的角度看，我国的法定代表人制度更为返祖，更为原教旨主义。
但是实际上，代表人本是团体内部法律秩序的产物，它的权力本是由团体章程所授予，它的选任也是由团体成员根据团体章程以私法上的选任行为完成，对此，萨维尼也予以承认，那么，它承担的责任就应当是团体内部责任。说到底，代表人只有在团体内部法律中才有人格，在外部法层面，代表人即无权利能力，也无行为能力，毫无法律人格可言[7]。而代理说却将国家法“一竿子捅到底”，越过法人内部秩序直接规制法人内部生活，最终势必会贬抑法人内部的草根秩序，挤压团体自治的空间。说到底，代理说中真正的对立不是法人和外部化的代表，而是团体自生自发秩序与国家法的对峙。
从私法技术上说，代理说将代表人独立化，将代表权法定化，以国家法直接规制代表人行为，这些特点都说明其内在思路正是民法上的代理原理，而且是法定代理，所以，从精神实质上说，萨维尼的代理说应称为代理说。（注：与之相对立的机关说实际上是个形式上的称谓，从实质上说，应当称之为“代表说”。）
总之，法人是法律残废可谓一语成谶，它不仅决定了代表人与法人的关系，而且也预示了国家法与团体内部法律间的关系。那么，这一谶语又是如何产生的呢？这就涉及到两个更为宏观、更为基本的问题：一是团体与其成员的关系，二是团体与国家的关系。
三、团体与成员的关系
在一开始，萨维尼就强调了团体独立于成员全体这一价值判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