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的关键在于，当我们在谈论情与法的关系时，首先应当区别这个“情”究竟是世情还是个人私情，不可泛泛而论。混淆“私情”与“世情”是对法律的亵渎，只有当个人私情符合公众之情和公众意志的时候，才是法律可容的对象。法律不容私情，除非这个私情符合民情。私情与公法冲突的现象普遍存在，其中既有社会现实原因，也有历史文化原因，还有法律与道德的关联等原因。如何正确处理私情与公法的关系，是检验司法人员职业道德标准的一个尺码，也是一名司法人员是否合格的底线。
三、法要容“情”
法要容“情”，是指法要容在社会上具有广泛认同度和代表性的世情。世情会对司法产生影响，这是不争的事实。一起案件在起诉或审理过程中，民声鼎沸，世情激扬，虽然不排除个案有虚假信息传播和蓄意煽动，但面对四面八方的舆论，司法人员不可能置之不理，或多或少、或大或小总是要受到影响。
世情具有很大的力量，有些违背人的正当诉求和社会公德的案件，常常会引起民众的关注。其原因一方面源于人们自身的正义感，另一方面可能是牵涉到公众的共同利益。以前的“刘涌案”，后来的“许霆案”、“孙伟铭案”等等，改判的推动力很大程度上是世情民意的介入和影响。
法与世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统一的，法容世情的含义在于法律应当是世情民意的体现，只有当法律体现了世情民意时，我们才认为法律是正当的、公正的；另一方面，法律之所以神圣、之所以具有尊严，就在于它是世情民意的体现，法律规则的构建必须基于世情民意的认同之上。但是法律一旦形成就具有稳定性，而世情则往往随着时代或情势的变化而变化更新，此时，法律就会滞后，就可能与世情发生冲突。在此情况下，做出退让的不应当是变化了的世情，而应当是对法律的修正。
毋庸置疑，法治社会要树立法律至上的理念，但法律不是万能的。冷静地分析，一个社会良好的秩序不仅要靠法律来维护，也需要良心、人情、道德的支撑，需要用“情”来维系人际之间的温情和宽容。
在很多情况下，用法律解决不好的问题，用情感道德来适当地调节往往可以取得更好的社会效果。有些情况下，用人道的“情”代替冷漠的“法”，用变通的、亲和的“情”代替僵硬、死板的法条，往往也可以取得更好的社会效果。
古往今来，法容世情的事例屡见不鲜。
在封建专制时期的古代中国，法随君出，皇上的旨令就是法律。汉文帝四年，山东淄博有位名医淳于意，精通医道，辨证审脉，治病多验。后因医疗事故被人告发，判了肉刑，被押解前往长安。其小女儿缇萦上奏皇帝，愿意交出自身，做官府的奴婢，用来赎父亲的肉刑之罪。文帝看了信，十分动情，下令废除了肉刑。这成为中国法制史上的一件大事。
为复仇将仇人杀死，肯定是违背国法的行为。但是如不复仇，就会背负不孝之名，遭人唾弃。这就出现了尽孝则违法的矛盾，这就是情与法的冲突。而这种复仇的行为往往会得到法律的宽容。南齐时，朱谦之父被族人朱幼方所杀，朱谦为父复仇又杀了朱幼方。审判官认为：“杀一罪人，未足引宪；活一孝子，实广风德。”后来豫章王赦了朱谦的死罪。中国古代的统治者一直标榜“以孝悌治天下”，对于为行大孝而复仇的行为，通常都予以赦免甚至嘉奖。同时，社会也会给予复仇者以赞赏。时至近现代，这种情形依然存在。1935年11月23日，天津居士林发生一起轰动全国的大案：在居士们聚精会神地听讲佛理时，一名女子突然拔出手枪，对准一位穿着“黑海青”和尚袍的男居士连开三枪，枪枪致命。被杀者是曾经担任五省联军总司令的孙传芳，孙失势之后退隐天津，吃斋念佛，皈依佛门；杀人者是施剑翘，原名施谷兰，系原山东省军务帮办施从滨之女。早在1925年10月3日，孙传芳轻率地处决了战俘———北洋宿将施从滨，并枭首示众，暴尸多日，为自己埋下了祸根。天津地方法院审理此案后，施剑翘杀人罪名成立，因有自首情节，判处有期徒刑10年。双方都不服，上诉至河北省高等法院。复审后，河北高等法院认为自首情节不确定，但为施减刑3年。湖北有一位军官通电呈请赦免：“施剑翘廉顽立儒之精神，实堪令人钦佩，其罪不赦，公理何在？”冯玉祥在疏通法院关节的同时，联合国民党元老上书国民政府为施剑翘说情。1936年10月14日，国民政府向全国宣布特赦施剑翘，公告称：“论其(施剑翘)杀人行为，固属触犯刑法，而一女子发于孝恩，奋力不顾，其志可哀，其情可原，现根据学校、各民众团体纷纷请求特赦所有该施剑翘原判徒刑，拟请依法免其执行。”最终，这件轰动一时的民国大案以“情”战胜“法”结局而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