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察团在德国考察期间，特别关注到了德国的法制情况，每到一处皆细心观察，增加了不少感性认识。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二月，出洋考察大臣对德国的议会、裁判所、监狱等地方均作了实地考察，并把有关情况详细地记载于他们的日记中。二月十九日“午一时，往观裁判所。此普鲁士王国裁判，属之内部，柏林止此一所，自高等法堂至小法堂皆在焉。先观小法堂，上坐者五：中为正法官，次为陪法官二人，又次则书记官一人，政府所派检查官一人。旁一栏设有几，被告者坐之。面法官者，为辩护士位。其余四人，率司书记者也。廷丁往来传递案卷及伺候观客。室前，即听审栏。入观者随意，惟严整勿哗而已。次观高等法堂，规模稍广。”{5}P123
戴、端团在德国待得时间最久，因而考察最为认真，考察内容涉及德国的政体、宪法。“午一时，往观联邦议院。此为联邦会议之所，与各国上议院、下议院名义稍殊，而其规模、制度大致无异。会议厅甚大，议员坐位按号排列如员数。观者皆在楼上凭观。旁有皇座，备德皇降临之用焉。余等旁听约一时许，乃出。并观藏书室、阅报室、办公室、饭厅等处，结构明丽，塑画精工。”{5}P119普鲁士下议院议员采取间接选举，“选举之法，乃依人民纳税之多寡而定。其投票之数，乃分区之选举人为三级，三级各自投票，按本区选举议员者之定数，各选三分之一，然后使选举议员，所谓间接选举是也。”{5}P131他们还就近参观、访问了奥地利等国的议院及议会情况。“奥国以贵族院与代议院组织国会。贵族院无员数，以皇族之成年以上者及大僧正、僧正之为世袭议员者，有功国家而经皇帝特选者充之。代议院员数凡三百五十三名，以各领地之大地主，都、府、市、町、商法会议局、郡、村之各代议士充之。”{5}P211
戴鸿慈一行人在德国柏林警局参观时正巧遇到警察以指纹定案，这在中国当时是十分鲜见的。因此，戴鸿慈记录下了指纹定案的过程：“印验指模，按照编目查得从前所印某模与此吻合。”{4}P396以此诘问犯人，做为推定他有罪的凭证。在警局的注册所，大臣们看到户口登记资料十分详细，包括姓名、原籍、生年月日、职业和所信宗教，均详注之，以存册备查。初入境者，三天之内必须来警局做这些登记，否则巡警会登门采录。警局以这种办法杜绝“奸宄潜迹之患”。在警局的申报处和电话处，考政大臣们也体会到电子通迅的效率之优，“柏林城中，凡设十八局，皆如臂使指。盖所以谋消息灵而机事密，非此未由也。”{4}P397此外，警局还设有查验物产所，“专司禁止防害卫生之食品”。 {4}P397一旦发现药品、食品有害人民健康的，警局立即着手暗中调查，经过核实后，“停其买卖，没其物入公。”{4}P397警局自身设有巡警学堂，由教师逐日讲授巡捕之法。
在德期间，德皇亲自接见端方等人，并就立宪事宜阐述己见，“其言至为恳切”。戴鸿慈聆听了德皇的讲话，谓中国“今日之要，莫如练兵。当请贵国皇帝崇尚武备，以一身当提督军旅之责，国势自强。”“变法不必全学外国，总系择本国之所宜，如不合宜，不如仍旧。”{5}P140-141端方回忆道：“德皇论及中国变法必以练兵为先，至于政治措施，正宜自审国势，求其各当事机，贵有独具之规模，不在徒摹夫形式。”[7]所以，他们考察德国政治所获得的最有价值的经验是抓兵权、修武备。至于其他，如国会、议院等等“形式”，倒也可以自审国势，不必“徒摹”。
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直接给清廷打开了一扇朝向世界的窗户。自启程之日，五大臣每赴一地，即将其考察情况电传至朝廷，为国内议定立宪与否提供了及时的第一手资料。此外，依据当时清政府的特别规定“出使各国大臣应随时咨送日记等件”，“凡有关涉事件，及各国风土人情，该使臣皆当详细记载，随时咨报”，五大臣皆督率随员“削牍怀铅随时记载”，为不使西方国家的“强盛之由墨漏”，他们每访问一地、一事，便让翻译详加整理，“均将考察诸务编辑成书”。{7}P5其中戴鸿慈所记《出使九国日记》、载泽所录《考察政治日记》于归国后不久即付梓印刷，广为流布，不仅成为当世了解泰西各国时政民情的重要参考，更是今日研究清末宪政的重要依据。[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