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鸿慈与端方在出洋途中的船上与随员详细讨论和制订了考察方针和计划，立宗旨，以考察各国政体、宪法为中心；并作分工、专责任、定体例，勤采访，广搜罗，以图“他山攻玉”，“纲举目张”。[4]其间考政大臣参观议院、行政机关、学校、监狱、工厂、农场、银行、商会、邮局乃至博物馆、戏院、浴池、教会、动植物园等；拜会政治家、学者，听讲宪政原理；调查各项政治制度；搜集各类图书和参考资料等。1906年7月21日回到上海，与张謇、汤寿潜、赵凤昌等先后四次讨论立宪问题。8月6日到达天津，同袁世凯讨论筹备立宪及改革官制等事，10月回京复命。
二、德方对考察团的态度
戴、端考察团一路经日、美、英、法之后，于1906年3月6日半夜时分入境德国，7日早上到达柏林，德国政府将他们安排在皇家饭店。[2]在德国的德累斯顿，考察团在主人的精心安排下畅游风光秀丽的爱博河。当他们乘坐的游船经过时，两岸无以数计的游人都停下来，向这些来自东方稀有的客人致意。中国客人则挥动双臂，致以问候。中国客人对儿童所表现出的特别友好的情态，给德国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在多尔特门德，中国考察团到达时，“空城来观，士女塞途，鼓掌欢呼者不下万数。”在欢迎会上，端方致词：本地都会最古，而政艺最新。中国以古国来求新法，故此地最为合宜。端方的幽默赢得一片欢笑声。[5]
1906年2月25日，考察团尚未到达欧洲，德国著名的汉学鼻祖福郎克在《科隆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格外醒目：《中国访问团学习外国的国家管理》。他不仅介绍了考察大臣的情况，也全文翻译了光绪皇帝派大臣赴东西洋考察政治的上谕，还特别强调：他们此次出洋是为了学习日本、美国和重要的欧洲国家的宪法、政治制度和经济体系，特别是有着极大的可能，将西方的宪法、政治制度和经济体系结合中国的情况移植到中国去。[3]
在德国，中国考察团每到一地，当地报纸也会作出有关的报道，地方政府也会有相应的文件记录中国考察团来访一事，比如某一市长的邀请信、接待计划等等。1906年4月3日，考察团从科隆到了杜塞尔多夫。杜塞尔多夫的报纸就在头版位置长篇报道了戴、端团访问的情况。从报纸上的消息看，访问团先受到爱克尔先生迎接，然后参观了他的“莱茵河金属机械”工厂。[6]德国1906年的《历史学报》，除光绪和慈禧太后外，仅提到两个人，一是袁世凯，另一位就是端方。在车站，考察团与德国人一起合影留念。考察大臣戴鸿慈和端方立于中间，其余的人依次而立。
根据德国国家档案的记载，中国政府制定的计划，考察团首要的任务是考察国家的法律和宪法，但考察团对其他方面也怀有浓厚的兴趣，因此德方并不是将德国的国家管理直接介绍给考察团，而是安排他们访问了许多各类单位，其中包括皇家图书馆。[4]在中国考察团参观皇家图书馆的前两天，德国大学部就通知图书馆将有一个中国考察团参观该馆，希望准备一个讲话并配备中文翻译。[5]
德国皇帝对考察团亦是欢迎备至：“贵大臣等所呈送贵国大皇帝国书，具见贵国与鄙国邦交辑睦，深惬朕怀。所最欣喜者，贵国大皇帝命贵大臣等来游我邦，考察政治。朕已谕诸臣工，加意指陈一切。贵大臣等通达时务，于考察各事，必易了然。异时能于贵国有裨，亦朕之荣幸也。”{5}P140并且，德皇还送给戴鸿慈和端方头等王冕大十字宝星（Koniglichen Kronen Orden）[6]。当考察团从欧洲其他国家考察完毕，重新又回到德国时，又有18人获得宝星勋章：“是日，德外部送来觐见各员宝星，凡十八人：伍光建、施肇基、刘若曾、邓述邦、温秉忠、关冕钧、冯祥光、王丰镐、姚广顺、陈琪、舒清阿、关赓麟、田吴炤、潘睦先、岳昭燏、金鼎、高而谦、巴斯。”{5}P2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