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在对客观世界发展的一般规律的探索中，一开始就试图以理性的论证框架来证成真理，“希腊人所要寻找的是受到普遍论证（就如毕达哥拉斯定理那样）支持的、范围广泛的、有条有理的理论”[11]。这种努力在启蒙运动中登峰造极地演变为下述认知理性模型：（1）强调对象性思维，从认识论的角度解释对主、客体的关系和“实存（being）”问题；（2）强调认识的对象性、客观性、普遍性、绝对性或逻辑上的一致性、可证明性，并在叙述结构上朝形式化、逻辑化、分析化、智能化等方向发展，成为与情感、激情等心灵的感性层面相区别的知性层面[12]。这种知性因为客观和科学，所以以其为标准做出的结论就被视同于权威和真理，于是理性主义蜕变成为普遍主义的理性，并在后世进一步演变为判断真理与否的上帝。
因而若论及古希腊哲学对于世界的贡献，其最大者恐怕不是那些具体知识、不是说它比同时代的中国或古巴比伦文化发现更多的事实或真理；而是它在对宇宙规律的探索中，利用逻辑和抽象构建出一种论证的方法和框架，这令西方文化最终突破“神话思维”的迷雾，将本质而非现象，作为思考的对象和知识的对象，并就自然与人、国家与人、社会与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进行抽象的理性论证，使得凌乱的现象得以秩序化、框架化并最终普遍化、科学化。即便是与欧陆理性大异其趣的英国经验主义，虽然就如何运用理性有存疑：是推理重要？还是经验重要？但是这也不妨碍他们在知识来源于理性思维这一点上达成共识：无论法国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抑或英国约翰·洛克的经验事实，都同意须经理性认识，即知识的对象、知识的来源和知识的标准三者检验合格后，方可构建真理。概言之，古希腊文化最终促成了普遍理性认知结构的形成。这不但使整个西方文化实现了从关注有限实体向关注普遍本质的理性转变，而且为后世宪政启蒙所提倡的普遍价值、普遍真理等话语结构，铸就了坚实的文化内核。
现代西方立宪主义在普遍理性的认知结构下展开叙事，其最初的基础只是一种宇宙观，即古希腊米利都自然学派在原子研究和天体研究中所建立的相互制约、相互平衡、可平等对调的几何式平衡宇宙观。古希腊学者认为存在于宇宙结构中的那种相互制约、平衡和可互换的秩序是自然界的基本法则，即自然法。这种存在于原子世界和天体结构中的平衡、制约和可互换的结构关系映射在人类社会，就演变为最高权力执掌者轮任、权力机构相互制衡等原始的古罗马共和与民主模型。原初单纯追求几何式平衡的秩序论和结构论，在人类共和与民主的实践中，逐渐被注入“平等”与“良善”等普世价值，于是结构论宇宙观逐渐过渡成为目的论宇宙观，而共和、民主与自然权利等制度和理论就顺势成为一种普世的善，被理性主义视为代表了最文明、最科学、最适合于人类的制度载体和理论载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