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对环境污染与破坏的法学认识而言，与其说环境问题是经济行为的副产品，不如说是经济利益与环境利益不良衡平的结果，或曰未得合理衡平的结果。经济学认为是负外部性（外部的不经济性）的结果，主要是从市场失灵角度考察，并引出政府失灵问题，即从私益问题入手导引出公益与私益的衡平问题。环境法应主要从政府失灵角度考察，并结合市场失灵问题（主要表现为借鉴经济学的外部性理论，正视负外部性的同时，关注正外部性问题），即从公益问题入手导引出公益与私益（环境公益与经济私益，环境公益与环境私益）、公益与公益（环境公益与经济公益，环境公益与环境公益）的衡平问题。经济学的环境问题研究可认为是公平与效益中的效益问题，环境法的研究则可认为是公平与效益中的公平问题，兼顾效益。
环境法中存在利益。利益就是需求。法学中关于利益学说有两个引人注意的理论。第一个是美国的社会学家马洛斯的六大需求学说，即需求层次论。还有一个是美国罗斯福总统的四大自由的论说。谈及环境法，往往有一个误会存在，认为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因此环境法也是关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需要的部门。事实上，环境法并不是满足人类生存和发展需要的法学学科，生存问题不应归属于环境法研究的范畴。环境法关注的应是基于提升生活质量的发展的需求，可持续发展的需求。1998年诺贝尔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著的《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在这个问题上给我们很多启示。
发展的需求，理论上不易阐释，此处举一个实例来说明这个问题。有个湖区，上世纪70年代的时候那里生活的本来是渔民，后来特别是在文革期间的“农业学大寨”活动中，将湖区围湖造田，原有的渔民笨只会捕鱼，不会种地，围湖后就不得不种地。经过多年，好不容易学会了种地，可现在开始实行退田还湖的措施和政策。可学会了种地的渔民现在又不会打渔了，怎么办？按照阿马蒂亚．森的观点，应当给予补偿，给予发展的补偿。发展补偿最重要的不是有限定的经济补偿，而应是发展能力的补偿。顺着这个例子，我们再扩张一点，比如，现在进行农村的土地整治和使用权流转的实践。这会使农村土地有可能升值，产生土地的超额价值，就是土地红利。这个红利怎么分配？仅仅给经济补偿不够，因为仅给补偿的话，对土地开发的红利，原来失去土地的农民是无法享有的。可以考虑的解决办法之一是实行土地入股，农民做股东，永远享受土地红利，可以分红。为了保证获得红利，他还可以制止任何伤害其红利的行为。从环境保护的角度来看，这个可称为公众参与，是主动参与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