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从价值上看，检察机关行使量刑建议权有利于司法公正的实现
1．检察官提出量刑建议是对法官量刑自由裁量权的制约。从权力制衡理论来看，任何一种权力运行框架都必须考虑权力之间的合理制约与平衡，以防某项权力的恶性膨胀，刑事诉讼运行也不例外。在相对法定刑主义下，量刑自由裁量权的存在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但事物往往具有双面性，量刑自由裁量权过大也会适得其反。因为法官个人品格、修养及经验的不同，制度规范的缺失，都可能会导致程度不同的量刑不当、司法不公甚至司法擅断，因此适当限制法官的量刑自由裁量权，已成为各国刑事司法改革的一个重要趋势之一。以美国为例，尽管美国法官在当事人主义模式下是诉讼的中心，具有最高的权威，但其所受到的监督比我们国家的法官要多得多。由于陪审团制度的存在，法官的定罪权被分割，只剩下量刑权，而且量刑权的行使也必须举行专门的听证程序，而完备的证据法则、详尽的《量刑指南》、深入人心的正当程序观念，也让法官在量刑方面无多少自由裁量可言。并且，美国严格的法官选任制度保证了他们的司法是真正的精英司法，这种从入口的监督最大限度地保证了他们刑事诉讼的正当与公正。
相比之下，我国法官的权力比美国的法官要大得多，他们在刑事审判中不但享有定罪权，也享有量刑权。而且我国立法一直奉行宜粗不宜细的原则，法律条文的伸缩性过大，量刑幅度过宽，且又无公开的量刑指南或量刑细则可供参考，客观上为随意解释和运用法律留下了很大的空间。再加上我国的人民陪审员，形同虚设，基本不发挥作用，且无专门的量刑听证程序，在目前当庭判决率还相当低的情况下，控辩双方在法庭上不就具体量刑提出意见并进行辩论，量刑问题就成为完全任由法院说了算的封闭空间，量刑不免流于擅断。而我国法官又缺乏严格的选任制度，司法人员大众化情况比较突出，“具有大众化身份和意识而缺乏保障的司法人员，司掌着关系到公民生杀予夺并且有很大的自由裁量余地的司法权”[7]，这种情形之下的量刑自由裁量权，不仅需要制约，而且必须进行制约，否则将置公民的基本人权于十分危险的境地。在我国目前立法还未改变，全国统一的量刑指南还难以建立起来的前提下，也许通过程序运作本身的完善来提高量刑的公正性更具有现实意义。
检察机关行使量刑建议权实质上是在履行宪法赋予的法律监督职责，即对法院的量刑进行直接的监督，因为检察机关在综合考虑全案证据与事实和刑事政策基础上提出具体量刑请求，由辩方进行答辩和质疑，经过一至两轮甚至三轮、四轮的辩论，将量刑的有关情况及控辩双方的相关意见呈现于法庭之上，使法官的量刑裁决直接在法庭审判过程之中形成和产生，才能符合“程序自治”的原理，才是以一种看得见的方式实现了正义。在这个过程中，答辩权是对量刑建议权的制约，量刑建议权是对审判权的制约，审判权是对量刑建议权和答辩权的制约，判决则是审判权、量刑建议权和答辩权相互制约的结果，三种权力就这样通过分权和制约达到一种平衡状态，保证了司法权在量刑程序中的健康运行。所以，从制约的原理来讲，检察机关充分行使量刑请求权，对避免量刑裁断变成量刑专断起着十分重要的防卫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