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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中为政思想与当今政府绩效考核理念的比较

  

  上述例子说明了外在规范可以维护社会群体的安定与和谐。但是,光靠遵守社会规范,而不顾父母的期望,则未必是好儿子。譬如,有些人移民美国之后,按照美国社会的规范,把年迈的父母送到养老院去。这样的行为固然合法,但是却不符合父母的期望,当然不能说是好儿子了。《推手》这部电影对此有详细而深入的描写,可以说明择善时,需如何考虑相关对方之期望。


  

  然而,单单注意外在规范与对方期望,仍有缺失之处。因为任何道德价值都有“主体性”,都会在行动主体的心灵世界产生一定的效应;换言之,行动必须与内心感受互相呼应,否则难免形成表里不一、形式主义,甚至演变成乡愿(表面媚俗而心中毫无理想的“好好先生”)。孔子说:“乡愿,德之贼也。”(《论语·述而篇》)因为人之大患在于虚伪,不诚无物,最后人格分裂。


  

  孔子曾特别强调:“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篇》)若是一个人缺乏内心的真诚感受,礼乐对他又有何意义?一切都是在表演、作秀,只是浪费生命而已。惟有真诚的人,才可能实现道德价值,行善避恶。一个因为真诚而犯错的人,绝对要比一个因为虚伪而立功的人,更值得大家敬佩。因为前者既然真诚,那么在发现自己犯错之后,必然诚心悔改,改过迁善,成就真正的品德。


  

  那么,如果在考虑社会规范、对方期望与内心感受时,发现三者互相冲突,又该如何取舍?譬如,以抢劫表示孝心,当然不可为。对方的期望远超过自己内心的感受时,也不宜过度勉强。理由很简单:第一,社会规范往往是最低限度的道德要求,我们没有理由违背,为了小的善而犯了大的恶,以致伤害群体的和谐。第二,对方的期望固然重要,但是没有人能够完全了解及彻底满足对方的期望,何况对方也可能因时、因地而改变期望,结果则是我们自己疲于奔命,甚至忽略了生命中其他方面的责任。第三,真正不可避免的是内心感受。“求其心安”之意在此。若不能忠于自己的良知,其他一切都是空话。」[3]


  

  因此,我们可以得知,如果只遵守普遍的社会规范能还不能充分地界定一行为的善与恶,还需补充对方的期许和自己内心的感受。这时,行为者的行为,是自己修身并且适当界定了自己与对方的关系并加以沟通后,再遵守社会规范的结果。此时,自我修身是首位,且是最终的判断标准。这一点从“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民有耻且格”即可看出。「这也说明,此时的礼,不仅具有社会规范的作用,还有进行教化和修身的功用。」[4]


  

  第五点中孔子将孝敬父母和友爱兄弟的作法直接推广到政治,那么为什么能够将家庭里的行为推广到在政治上去呢,这种作法有何基础呢,为什么这也是政治的一种作法呢?


  

  费孝通先生将古代的中国家庭描述成为一个事业组织。「家的大小是依着事业的大小而决定。如果事业小,夫妇两人的合作已够应付,这个家也可以小得等于家庭;如果事业大,超过了夫妇两人所能担负时,兄弟伯叔全可以集合在一个大家里。这说明了我们乡土社会中家的大小变异可以很甚。家庭虽则包括生育的功能,但不限于生育的功能。依人类学上的说法,氏族是一个事业组织,再扩大就可以成为一个部落。氏族和部落赋有政治、经济、宗教等复杂的功能。我们的家也正是这样。一方面可以说在中国乡土社会中,不论政治、经济等功能都可以利用家族来担负,另一方面也可以说,为了要经营这许多事业,家的结构不能限于亲子的小组合,必须加以扩大。凡政治、经济等事物都是长期的,这个基本社群决不能是临时的。家必需是绵续的,不因个人的长成而分裂,不因人的死亡而结束。」[5]在这样的情形下,产生了家庭主义(即「家庭主义在计算成本和收益时,以家庭为单位计算,而不具体到家庭内成员。不仅外部人这么看,内部人也这么看,家就是一个整体,家人之间不会计较。) 」[6]「从家庭主义的角度来看,政府的形成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事情。因为首先家庭在扩大,从家庭到氏族部落,自然而然就会有家庭自己的公共物品,而这种家庭公共物品很自然得就会转变为社会公共物品。其次是家庭主义文化即坚信付出就有回报给最初的贡(或税)奠定了基础,因为贡献的人相信自然会有回报,这种文化比突然强制性地拿走别人的财富用于公共支出要自然得多。再次,它可以把现成的家庭秩序扩展到社会中,不需要重新建一套秩序,因为家庭之中本来就有秩序和等级。再有,家族领袖能够自然转变为政治领袖。例如中国的“公”字有很多意思,最早是指家族里的男性长辈或者先祖,后来它又出现在政治概念中,比如秦穆公,晋文公等,这就从家族概念转换成了政治概念。公平、公正随之引申而来,首先家族领袖要一碗水端平,从而政治领袖更应该公平、公正。“国家”概念也由此演化而来,由字面意思来看,国家是一种由普通家庭发展而来的特殊的家庭。传统中国是以家族为单位的政治制度,不是个人独裁,而是家庭独裁。何怀宏的《世袭社会及其解体》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尽管从前台看是一个一个的人,但是从后台来看就是一个一个的家族。尽管政治领袖是一个人,但提供公共物品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家族。有个故事叫“伊尹放逐太甲”,伊尹据说是商汤的弟弟,太甲是商汤的儿子,因为太甲表现太差,伊尹作为家族领袖决定太甲不能做国家领袖,要放逐他。这说明即使一个政治领袖也是要被家族所选择,所决定的。以家族为单位,自然地形成提供公共物品的政治集团,由家族成员担任各个方面的公共治理人员。一方面因为家族(家庭)就是一个寿命无限的组织,它存在世袭制,可以实现政治权利代代交接,所以可以承担保证政府组织长期稳定性的责任。因为社会本身是寿命无限的,不能找一些生命有限的人来做这些事情。另一方面,一个家庭因为寿命无限就具有长远视野而比个人能够做出的更符合社会长远利益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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