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为哲学家，孔子提出仁概念，不是为了标新立异，而是为了准确说明人性的状态与人生的方向。看来善概念是不足以胜任这项工作了。
至于仁与善的关系，可以由两方面入手省思。一是善者行善，可能只是行为符合道德规范，而未必出自真诚的自我要求；二是善者行善，可能只是响应社会的共同期许，而不会抵达为善而牺牲（如杀身成仁的程度）。孔子谈仁，会强调真诚，如巧言令色，鲜矣仁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这二语由内外的对照，显示内心的真诚必定与仁有所连系。不但有所连系，真诚还是自己可以完全作主的内在状态，由此也必然引发可以付诸行动的力量。孔子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盖有之矣，我未之见也。换言之，仁者由于真诚而感受行善之力由内而发，善者则未至于此。
其次，孔子认为在必要时，人应该杀身成仁。他看到一般百姓为了得到水火这些资具而死，不免深觉惋惜，说：未见蹈仁而死者也。为什么人应该蹈仁而死？为什么杀身竟然可以说是成仁？理由就在：仁是人生目的所在。善者所知也同样未至于此。
孔子反复阐述仁概念，并不是要用它来取代善概念，而是要揭示他对人性的洞见，亦即人性不是一个单纯的善概念或静止的善状态就可以说明的。但是，仁概念又过于丰富并且涉及动态的进展，在孔子当时如果直接说仁是人之性这样的语句，恐怕学生也是误解多于理解。因此，大概是因为子贡说过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孔子才会想到要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2]
从以上傅佩荣先生对孔子思想中“仁”的分析了解，仁指涉了三个层次，其中有重要意义的前两个层次，即向善和行善。这两点指出了执政者内心是向善的，内心里有真诚，心中的感受与趋向是可以付诸于行动的而产生善行的效果。但是要具体的行善，还需学习。就像光靠善意，做出来的方式与结果，可能令人不满。何况，人类社会是群体共存的，所有的行为规范都是渐次形成的，没有人可以光靠善意而成为善人的。即从向善到行善，需要习知。孔子向来强调“学习”的重要。学习的内容除了传统的典籍（诗书礼乐易）与立身的技能（礼乐射御书数）之外，还须向老师请教。可以自己学习的，是一个社会既成的伦理规范；向老师请教的，则是个人特定的处境所要求的因应之道。所以在《论语》里，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执政者向孔子请教治理之道（行德政的方法），这是在肯定了人性向善之后进一步行动的结果。孔子指出的治理之道有以下几点：
1 政令统一
2 藏富于民，
3 使民众树立对政府的信赖
4 借鉴前朝的做法
5 孝敬父母，友爱兄弟。然后推广到政治。
现在大家对前面三点基本能取得共识，接下来分析第四点和第五点。在如何借鉴前朝做法时，孔子择重表明了要延续周礼。周礼是维护统治者等级制度的政治准则、道德规范和各项典章制度的总称，后来发展为区分贵贱尊卑的等级秩序教条。 “礼”所要解决的中心问题是尊卑贵贱的区分，即宗法制，进一步讲是继承制的确立。这也是孔子向往的社会秩序的确立和稳定。上文谈到孔子的“仁”是为了确立善恶的标准，孔子在区分善时用了三个标准：第一：我（作为行动者）的内心感受，要出于真诚。第二：别人（我的想对方）对我的期许，要设法沟通。第三：社会规范要尽量去遵守。社会规范在孔子生活的西周，主要是指“礼”和法律。「原则很清楚，具体情况却可能十分复杂。譬如，一个小孩想要实践孝道，以示对父母的感恩。父母期望他赚大钱。那么请问：小孩是否为了孝顺父母，满足他们的期望，而去抢劫?当然不能，因为抢劫是违背社会规范的行为。小孩如果没有念过书，又不知法律，结果出此下策，成为罪犯，这时我们会认为他是坏公民，但不会认为他是坏儿子。“儿子”是专就“父母”而言的，只要父母认定他是好儿子，天下人皆无话可说，要说也只能说父母不知好歹，不会责怪儿子。但是，就社会而言，任何人都是公民，犯法就须坐牢，不管他是不是好儿子、好丈夫、好朋友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