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中国的资本输出，存在两个层面的悖论。首先是国家层面的发展援助，混杂着人道主义援助、传统朝贡贸易、外交战略以及国家资源需求目的，以“人民币”作为中国和平友好不干涉形象的代表。其次是企业层次，以矿产和基础设施投资为主，遵循严格的资本逻辑，受到非洲等区域部族力量的某些抵制。中国的资本输出包含着过重的金钱外交的功利目的，缺乏文明论意义上的战略规划与项目统筹。
于是，中国的国际化进程尽管得到本国资本的强力支持，但却遭遇到优势西方文明背景的有力狙击。撇开西方政府与媒体的推波助澜，但就非洲等地而言，我们所面对的也绝对不是土著性质的非洲人，而是经过西方殖民数百年的非洲族群。非洲诸多国家尽管在20世纪纷纷获得非殖民化和政治独立，但在政治思想、法律制度与文明标准上仍然沿袭西方，而尚无能力寻找并完成自身文明在现代世界的系统化表达。在此意义上，中国的海外输出战略就不能仅仅诉诸资本主义甚至殖民主义，这些理论或手段在经典殖民时期或许奏效，在今日则不敷使用。而单纯的非经济性援助可能诱导经过严格商业逻辑熏陶的非洲精英采取功利化的策略性接受行为。
因此，中国的国际化进程必须超越经济层面来思考责任模式问题，必须诉诸自身的文明资源进行有效的理论表达与实践。这是一个长期的经验更替过程，即中国若欲真正获得世界认可与尊重，必须通过巨大群体在海外的“知行合一”式的长期社会和政治存在来实现。通过具体生活过程传递文明信息与文明优势是最好的文明输出模式。在此意义上，中国文明需要一批西方当初的“传教士”群体，需要他们对人类真正的超越种族的爱，需要他们长期艰苦而真诚的知行合一，尽管我们并非“传教”，而是传播“文明”。在这方面，孔子学院的战略规划可以更加开阔和具体。
三、走向世界：探索中国国际化的“文明资本主义”路径
穷国是走不到别的国家的。没有资本意义上的大国基础，中国国际化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然而，仅仅具有资本基础，在预设了西方文明背景的发展中地区的发展援助与文明传播也未必就能够取得持久效应。因此，必须是“文明”为体，“资本”为用，探索一种中国国际化的“文明资本主义”路径。
所以，中国的国际化进程必须摆脱单纯的资本逻辑或“人民币”逻辑，而诉诸一种文明逻辑或“人民”逻辑。如何在现有体制框架下激发中国人个体化与民间化的文明传播道德热情，如何创造中国人与发展中地区人民在特定体制框架下的共同生活和情感，是文明实践的重要机制问题。“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这是古代中国人的文明德性，现代中国人仍然需要内修文德，然而对“远人”则不能仅仅是等待，还需要关怀--这种关怀也未必是西方的强制传教模式，而可以是生活诱导与体验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