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海外战略的文明与资本逻辑
田飞龙
【关键词】海外战略
【全文】
引言
2012年主要是一个政治与法律年份，从历史来看，民国立国一百年，新中国之现行宪法（1982宪法）颁布三十周年。在这一历史节点上的中国具有多重的复杂性：其一，经济体量位居世界第二，但世界经济决策权与大国责任均与之不相称；其二，改革顺利转入社会与文化建设阶段，但共和宪政并未成熟，国内群体性事件与维稳体制之间的恶性诱导与互动关系没有明显改观。中国的经济成就可以类型化为两个指标：一是对外贸易领域的外汇，二是国内财税领域的财政收入。这些经济成就正承受着如下维度的严重消耗：一是内部维稳成本不断飙升，二是对外援助上的非经济性支出。相应地，中国的国家政治呈现出威权政治形象，而其国际政治则呈现出资本主义乃至于殖民主义形象，有“新殖民主义”之嫌。中国政府在多个场合重申中国的“非殖民化”立场，但并未获得有效谅解。中国在非洲等地的大型国家投资也面临着发展援助与资本主义逻辑的冲突性困境。
更重要的是，中国无论在内政还是外交层面，无论涉及经济事务还是其他事务，都在中西文明冲突的意义上挣扎与煎熬。从世界历史来看，由经济巨人而进一步成为一个健全的世界大国，必须经历政治成熟和文明成熟的阶段，必须在内部政治构造和外部文明输出的意义上适应其经济规模。因此，中国国际化进程包含着深刻的文明逻辑与资本逻辑相互交织的特点，如何运筹这样的双重逻辑是中国国际化进程中根本性的战略选择问题。本文即拟对中国国际化进程中的文明与资本主义的问题进行具有战略意义的初步思考。
一、历史的辩证法：文明古国、野蛮国度与负责任大国
政治问题往往源自技术问题。在人类各文明体相互区隔、主要以自然为征服对象的古典古代，人类不同族群之间的交往极其稀罕，欧洲的短途航线和中国的丝绸之路根本不可能支撑文明间的常规接触乃至于冲突。在那样的各行其道的时代，中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创造了长期领先的农业文明典范，令处于西方中世纪黑夜边缘的启蒙思想家们艳羡不已。“文明”曾经是中国的一种历史现实。在农业社会可支持的技术范围内，中国属于无可争议的“文明古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