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正确处理好形式平等与实质平等的关系。美国的罗默是研究社会主义的专家、思想家，他认为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就是平等，社会主义就是要强调平等。罗默将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归结为平等有可商榷之处．但平等是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之一应当是站得住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调共同富裕，共同发展，实质上是平等价值的体现。一般认为。法律上的平等是一种形式上的平等，是一种外在的平等。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看法，社会主义的平等观不仅要体现在法律上的平等，不仅要体现为形式上的平等．还要体现和做到实质上的平等。马克思指出：“法律上的平等就是在富人和穷人不平等的前提下的平等。即限制在目前的不平等的范围内的平等，简括地说，就是简直把不平等叫做平等。”[17]马克思举例说，仅从法律上看，工厂主和工人都有控告权，看上去非常平等，但实质上工厂主是有钱阶级，他自己可以去找法官，可以去找监督员，可以去拉关系、走后门，可以去请律师，但是工人整天要上班，不上班还要被扣工资，还要接受处罚，他根本没有时间更没有钱去找任何关系。可见在事实上根本不平等。马克思显然不是主张不要法律上的形式平等，而是说社会主义的平等应该是最高类型的平等，这种平等更应该是事实上的平等。要完全做到事实上的平等需要条件，也很难做到。这是因为，不仅物质条件达不到，而且每个人的好恶不一样。所以，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尤其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是要注重法律上的平等，同时作为社会主义司法的价值观、平等观，又必须更多地关注力求最大限度的事实上的平等。要做到形式平等与事实上的平等的统一，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努力：要在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实现事实上的平等；应该注重创造物质条件并注重分配上的平等．或采取必要的社会保障措施．使所有社会成员可能做到平等，只有在经济上实现平等，在法律上、政治上的平等才有可能实现：为了防止强势主体利用其优势地位影响司法审判，必须高度重视对弱势群体合法权益的保护，只有对弱势群体施以适度的倾斜，真正的平等才能实现；司法人员必须坚持适度的能动性．并以良知主持程序的公平，确保当事人双方“平等武装”和机会对等，在当事人双方实力不对等的情况下，只有依托于司法审判人员的衡平．才有可能确保事实上的对等。
（八）正确处理好普遍正义和个案正义的关系。普遍正义属于形式公正的范畴。而个案正义属于实质公正的范畴。法律是普遍的规范，而个案的情况千差万别，正如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树叶一样，每一个案件的情况也不可能完全一致。如果要完全彻底地实现个案公正的话，就必须一个案子一个处理方法，一种情形就应有预设和相对应的规范存在。但法律不可能事先把所有的情形都规定得一清二楚。世界上最多的一部法律曾有一万多条，但由于过于繁琐而不久就寿终正寝了。可见人类对于法律繁密的忍耐也是有一定限度的。要处理好普遍正义与个案正义的关系，从法的角度说，就是要尽可能做到疏而不漏．广而不繁，同时理性地赋予裁判者以适度的自由裁量权；为了防止裁判者滥用裁量权。又通过涉及科学、正当、合理的程序，建立裁量权行使的基本规则、通过次级规范进行规则细化、建立案例指导制度，发布司法指导性意见等方式加以控制。此外，在指导思想上，也不能一味地追求个案正义，因为极度的个案正义观，必然导向人治而取消法治，最终会得不偿失。
（九）正确处理好裁判的稳定性与有错必纠的关系。按照形式公正的要求．只要审判按法定程序终结，司法裁判具有了形式确定力和实质确定力，裁判也就具有了相应的既判力．不仅本案裁判不可轻易变动、其它相关联裁判也不能与本案裁判相抵触或冲突。但按照实质公正的司法要求，任何裁判只要有错就必须坚决纠正。但如果这样做将会带来很多问题。因为一个判决确定后，当事人、案外人会根据这个判决发生一系列的法律关系，如果这个判决被改动，以后发生的一系列关系都必然跟着变动，由此势必带来社会关系的紊乱，甚至引发一系列的社会动荡。因此，笔者认为，既要坚持依法纠错，又要注意维护生效裁判的稳定性。二者的平衡点就在于凡是影响当事人实体权益的裁判都应当予以纠正，但有既可以维护或弥补当事人权益又能减少对社会关系不良影响的其它方式应当优先考虑。这并不只是为了维护法院的司法权威．而是为了维护法律关系的安定性、社会关系的稳定性，防止因随意纠错而带来法律关系、社会关系乃至生活秩序的紊乱。因此，司法必须在依法纠错与法律的安定性、社会关系的稳定性之间保持一定的平衡，并建立相应的利弊权衡机制。在司法工作中，对于不存在法定再审事由的确定裁判，要坚决抵制各种非正常因素的干扰，避免无限再审情况的发生，依法维护法律秩序、交易秩序和社会秩序的稳定；对于确实侵害当事人实体权益的裁判，必须排除阻力坚决予以纠正，或采取其他成本较为低廉的措施恢复当事人的权益或弥补当事人的损失。
四、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长期以来．对于如何处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关系，司法界和学术界一直在进行着热烈的研讨，但至今仍然是各有观点．众说纷纭。并影响着司法审判和执行工作。有的认为，用法律效果来统一社会效果就足够了，没有必要特别强调社会效果．因为立法机关在制定法律时就充分考虑了社会效果．不能说立法机关在立法时无视社会效果。司法的时候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办就同时实现了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18]另外一种观点认为，在司法的过程中不仅要注重社会效果。而且要把社会效果作为主要追求的基本价值或者说重要价值，甚至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社会价值、社会效果比法律效果更为重要。[19]社会主义司法应当是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的司法。马克思非常强调司法的社会效果，马克思就曾讲到，“法官的职责就是要在过时的法律和社会迫切要求的斗争中讲出自己有份量的话。”[20]董必武同志曾对党内有些干部不把法律法规放在眼里，多次提出过批评，他认为教育人民守法首先要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开始。董老在强调法律效果的同时，也强调司法的社会效果。董老也曾指出，“没有法，做事情很不便，有了法，如果不去了解法律条文的精神实质，在处理案件时又不去深入地研究案件的具体情况，只是机械的搬用条文，也是不能把事情办好的。”[21]
我国司法实践历来注重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尽管这在具体法律条文之中难以找到，但在党内文件或者各级人民法院、各级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等有关文献资料中却经常被提及．并将努力做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作为对司法工作人员的基本要求。强调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也是我国情理法相融、注重司法伦理传统法律文化的精神延续，与西方单纯的、甚至刻意追求法律效果的司法评价机制有着显着的区别。在2006年《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工作的决定》中，便要求人民法院与人民检察院要“依法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针对社会矛盾的表现形式、形成原因、复杂程度、解决方式和途径出现的新变化。依法办案、公正司法，重视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利，努力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所提到的服务大局，也要求不能就案办案。造成企业和社会不稳定，经济发展受影响，人民群众不满意。执法办案的根本目的是保障和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执法活动必须注重社会效果，统筹考虑具体公平正义与社会公平正义，考虑执法活动的社会评价和导向作用，接受人民群众和社会各方面的监督。因此，任何只求某种单一的执法效果而忽视甚至牺牲其他效果的观念和行为都是错误的。[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