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要尊重社情民意。关于社情民意的问题，现在逐步地在强调，对社情民意要理性地看待与审视。中华民族的司法，历来比较尊重社情民意。例如，在古代周朝时期就有“三刺三询”制度。即如果要判一个人死刑，需要问所有的大臣，要问邦国国民，各方面都同意，然后才可以判处死刑。重视民意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一个优良传统。当然，对于社情民意，既要看到它合理的部分，也要看到它不合理的部分，民意的形成也有多种原因。要加以理性地分析与判断，合理的一定要吸收，不合法的要加以引导。要认真研究民意表达机制如何合理纳入司法考量的问题，以尽最大可能地避免司法裁判与社会期盼脱节的现象。
（七）要体察人民疾苦。这是人民司法最难能可贵的。许多法官、检察官、公安干警，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解除人民的疾苦。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和个人利益。但是，也有遇到不好处理的问题就推诿不管的情况，不敢为人民伸张正义，不敢为人民请命等。作为人民的司法，应当关注人民的疾苦。为人民撑腰．为人民解除疾苦。
（八）要严禁与民争利。尽可能地降低当事人的诉讼成本。司法工作都有一个成本问题，在可能的条件下要降低当事人的诉讼成本。当然这也有一个适度的问题。比如诉讼费。如果不收诉讼费或者收得太少，诉讼费所具有的防止滥诉、制裁违法以及促使和解等功能就会降低．但是司法也决不能乱收费。
（九）要实行司法民主，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司法民主，要求让人民、让公众更多地参与审判。比如，现在的人民陪审员制度、人民监督员制度等，都是人民群众参与司法的一种好形式。同时，司法民主，也要求司法工作必须始终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
（十）要以人民是否赞成与认同作为司法改革的取向．以人民是否满意作为检验司法工作的根本标准。党的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持续推动着当代中国司法改革的进程，日益成为丰富与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及其基本价值的强大推动力。人民是否赞成、人民是否认同、人民是否满意，无疑应当成为司法改革最为重要的价值取向。
对于司法的人民性与社会性统一的基本价值问题．在运用过程中还必须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不能简单地把犯罪分子均等同于敌人。为什么用人民性而不用群众性？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智慧。如果只讲社会性，就会使人民民主专政丧失理论根基。当然。也不能搞阶级斗争扩大化。随着社会主义的发展和前进，人民的范围要扩大，要最大限度地接近社会性，如果不是这样的话，社会主义人民当家作主的优越性就难以充分体现。过去讲社会主义民主是最高类型的民主，只有当家作主的人民的范围真正拓宽了才能真正地加以体现。第二，人民犯罪、犯法也要绳之以法，不能说人民犯罪就可以高抬贵手，不予追究。董必武同志曾经指出，我们不能以好人坏人来判罪，主要是看事情的结果；坏人里面不都是犯罪的，坏人也有不犯罪的，好人也有犯罪的，不能以好人和坏人来判罪。董老还说，有些人对判决不满意，经过各种办法说服后仍然要胡闹，对这种胡闹的人，就要采取必要的办法，可以将他押回去，不然这个国家机关就将一件事情也不能办了，因为判决是很难使双方都满意的，不能说我们执行了国家法纪就脱离了群众。[6]这些讲话很有针对性，也很有现实意义。人民犯法也要绳之以法，不能说是人民就撒手不管或不敢管。第三，敌人犯法既要依法处理，也要给予人道待遇和公平待遇。我们主张减刑假释要公平，实际上就是对罪犯实行公平待遇。
二、实现公平正义与实现社会目的的统一
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一个重要内容。任何国家都要讲公平正义，即使在事实上不能做到或者根本不想做到，也要将公平正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而挂在嘴上。无论是中国的历朝历代，或是当今世界上任何国家，都讲公平正义，社会主义国家更主张公平正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一直在批判资产阶级国家的公平正义是不真实的、是虚假的、是不可能真正实现的。主张社会主义要真正实现公平正义．要实现事实上的公平正义。但是，马克思主义在强调公平正义的价值时，还特别强调了社会的需要。社会主义，从字面上理解是强调社会性的主义，是强调社会利益的主义．是强调社会目的的主义，所以，必须要满足社会目的。马克思即曾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不能把平等和正义当成是最高的原则和真理，如果把平等等于正义，平等或者正义当成是最高的原则和最终的真理，也是荒谬的。他还说：“法庭的任务就是要超过法律，直到它认识到必须满足社会的需要为止。”[7]可见，社会主义司法一方面要强调公平正义，另一方面又要强调实现社会之目的，这一点很重要。
资产阶级及其法学家等代表人物，他们所强调的仅是公平正义，将公平正义作为司法绝对的价值。以此掩盖他们的阶级利益和目的。马克思曾指出，资产阶级，千方百计掩盖其阶级利益，事实上是在为资产阶级服务，是在实现资本的目的。而社会主义的司法，应该实现其社会目的，社会目的是社会主义司法必须考虑的因素，这事实上也已成为当今世界司法的一个潮流。法律是用来调整社会关系的．是用来解决社会问题的，法律的终极目的是为了实现社会的福利。[8]美国着名大法官卡多佐也曾指出：“法律的终极原因是社会福利。未达到其目标的规则不可能永久地证明其存在的合理的。法官必须服从社会生活中对秩序的基本需要。”[9]显然。资本主义也在考虑并强调司法必须服从于社会目的。
怎样才能做到实现公平正义与实现社会目的的统一呢？笔者以为，必须要做到以下方面。
（一）要树立正确的社会主义司法的公平正义观。恩格斯曾指出：关于永恒公平的观念不仅因时因地而变．甚至也因人而异，这个东西正如米尔柏格说过的那样，‘一个人有一个人的理解’。[10]有的法学家说，公平就像普洛米修斯的脸一样，经常变幻莫测。对于公平正义，的确有一个价值判断问题，而这种价值判断又带有很多的个别性。显然，每个人对价值都有个人的偏好，公平正义也是各有不同的看法。但它也有共性的内容，社会主义司法公平正义观共性的内涵应该包括：1．形式公正和实质公正相统一；2．以社会为本位同时兼顾个人利益；3．权利与义务、责任相统一；4．主张共同富裕、共同发展；5．平等保护尤其是注重保护弱势群体权益。讲平等但又特别强调对弱势群体的保护，这才叫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是自由竞争的社会，从资本主义的本质属性来看．并不太愿意照顾弱者；社会主义就其本质而言，则特别地关注弱势群体利益的保护。
（二）要树立正确的社会主义司法的目的观。司法的公平正义必须要和实现社会目的统一起来．这一目的观至少有以下六个方面的具体要求：1．必须反映绝大多数的人的利益和愿望；2．必须反映人民群众的新要求和新期待：3．必须以谋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为目的：4．必须反映社会主义阶段性特征的要求；5．必须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6．必须符合社会主义公平正义的要求。
（三）要正确处理司法审判与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关系。关于司法与经济活动以及文化之间的关系．比较清楚，社会也普遍认同。但关于司法与政治活动的关系．在资产阶级学者看来，总是要标榜他们的司法非政治化，主张司法与政治绝缘。恩格斯就此一针见血地指出，“一切法律设施本来都具有政治性质。”[11]当代不少西方的法学家也开始对司法的完全弃政治化表示不予认同。美国着名法官波斯纳在其《法官如何思考》这本书中，核心观点即认为，表面上法官是在按照法律规则判案，事实上规则往往只对于常规案件起作用，对于那些非常规案件，基本上是政治和个人好恶在起作用。为此，他用了很多实例来具体分析，并主张用一种理性的、规范的途径来理顺司法和政治的关系。列宁也曾经讲过，司法要讲政治，应当注意政治倾向。曾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谢觉哉先生在《马列主义的法律观》一文中说：“我们的法律是服从于政治的，没有离开政治而独立的法律。我们的司法工作者一定必懂政治，不懂政治绝不会懂得法律。司法工作者若不懂政治，有法也不会司。”处理好司法与政治的关系，必须建立一系列的规则：既不能无视政治或疏离政治，也不走“政治挂帅”、“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老路；既要防止忽视政治的倾向，又要防止泛政治化的倾向；既要有正确的政治意识，又要有健全的法律意识；既要防止司法政治功能的弱化，又要防止司法功能的异化；既要注重办案的政治效果，又要注重办案的法律效果；既要理性地面对各种政治影响力，又要注重维护司法的公信力；既要善于把政治问题法律化，又要善于把法律问题政治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