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技术与版权制度的未来
熊文聪
【摘要】从历史上看，传播技术的每一次跃迁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版权制度的基本原理，只是因其改变了人们的消费习惯，进而对版权的正当性产生了怀疑。为解决信任危机，平衡作品权利人与使用者的利益，人类需要智慧、勇气与合作精神找到降低交易成本的办法。数字技术和互联网的勃兴带给人们挑战，但更多的是机遇和全新的思维理念。面对不同利益集团的角力，司法裁判者应保持克制态度，而立法者则应兼听各方意见，吸纳民间智慧，以完成版权制度在数字时代的平滑过渡。
【关键词】技术革新；商业模式；交易成本；版权正当性
【全文】
一
自20世纪90年代始，数字技术的兴起向建立在模拟技术基础上的版权制度发起严峻挑战。有人预言：“世纪末的版权制度如同‘泰坦尼克’号之旅，将会在因特网的冰海上沉没。”{1}版权“死亡”的论调开始蔓延。〔2〕但事实否定了这一预言：版权制度不但没有死亡，反而愈加强势。一方面，版权的扩张之势破坏了制度应有的平衡，遭到广泛质疑；{3}另一方面，数字技术又导致盗版泛滥，规范形同虚设，这无疑减损了法律的威信—存在了三百年的版权制度将向何处去，已然成了一个问题。面对这种困惑，我们有必要回顾版权的起源及其历史演进，进而探析它的未来。
版权向来被视为“印刷之子”。文本的复制最早靠手抄，供应量小，需求量也不大。1450年前后，德国人谷登堡在商人福斯特的协助下发明了印刷机。当谷登堡偿还不了借款时，福斯特停止了设备。这种对谷登堡创造性知识的占有象征着资本主义的萌芽。{4} 1476年，印刷技术第一次来到英格兰，一个叫卡克斯顿的成功商人在西敏斯特修道院设立了一个印刷机。印刷商和书商在政府管制下从事书籍交易，直到1557年，王室给合并后的出版商行会（Stationers Company)颁发了特许证，赋予行会成员在英格兰对印刷和出版持续150年的绝对垄断。{5} 可见，版权一开始就是以限制竞争的面目出现的。但识字率的显着提高和大批中产阶级读者的出现，刺激了对世俗文学作品需求的增长，读者不再满足于总量固定的神学或古代的知识。商人们敏锐意识到因个别出版商享有永久性特权导致某些图书存在人为涨价，那些较少顾忌的印刷商便开始越来越不尊重在最有利可图的畅销作品上的永久性特权，便宜的重印本在市场上泛滥起来，盗版商成功地将自己标榜为“公共利益”的扞卫者，反对出版商行会中那些把持垄断的成员。{6} 在这场利益角力中，所有的资源、学说都被利用起来，论战双方竞相争夺政策上的支持和立法上的优势，最终以1710年《安妮女王法》的颁布为标志，达成一种不稳定的妥协，行业垄断得到遏制，市场得以放开。
随后，版权制度的每一次变迁都与传播技术的发展密切相关。从相机、自动钢琴、留声机、摄影机、无线收音机、静电复印、卫星广播、有线电视、家庭录像机到数字技术和互联网—几乎每一次技术革新都改变了版权的面目，{7} 以至于前英国版权法委员会主席沃尔将版权比作现代传播技术的“副产品”。{8}传播技术控制在商人手中，而实际的创造者为了得到“出版”，必须把他们对于作品的所有权转让给商人。仰仗对传播手段的控制及对作品的独占性权利，商人们决定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分发作品以获得最高的投资回报。{9} 减少竞争和降低风险构成了自由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商人们寻找方法增加他们在市场中对于生产、分配和销售的控制以及增加他们经济和政治的权力。{10} 通过成功游说政府颁布律令，商人使其盈利手段正当化、制度化，版权便是沿着这条道路发展而来。
可见，版权兴起的背后推手是商人。商人对市场最为敏感，他们通过技术创新来满足不断变化的消费需求。在技术革新和社会发展间发挥桥梁作用的不是科学家、技术专家，而是商人、企业家。众所周知，中国早在11世纪就发明了活字印刷术，却直到晚清末年才从西方引进了版权制度，其原因就在于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一个独立的商人阶层。{11} 中国几千年来的儒家文化一直打击商人，认为他们是剥削者，有原罪。但事实上，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市场交换创造的财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商人来实现的。{12} 经济史学家指出，中国之所以在技术高度积累条件下未能出现工业革命的主要原因是缺乏一个企业家阶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学者诺斯进一步指出，在作为工业革命发生前提的充分条件中，恰好被古代中国所遗漏掉的正是一种催生企业家阶层的产权制度创新。{13} 按照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的说法，企业家是创新意识的人格化。一个缺乏产权保护制度的社会，根本不可能产生企业家。知识产权法的出现，就是财产权领域的一次制度创新。{14} 因此，版权演进史与其说是一部技术发展史，不如说是一部商业文明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