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的这种亦步亦趋现象，确实存在极大的缺陷与危害。现实不合理的存在，虽然无法抗拒，但一定要有勇气不去迎合这种不合理的存在。但笔者并不认为宪法的修改不需要反映党章的精神，相反，据于政治的现实，宪法修改应该体现着最新的国家与社会建设成果。有学者认为“由中共党章修正案到宪法修正案，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依法治国，依法执政的必然历史要求，也是当代中国重要的治宪方式。”{39}虽然这样的表述有夸大党章修正案的嫌疑，但当代中国的宪法若要切实地发挥实效，能真正有效实施的话，则必须通过修改来适应现实。党章修改是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建设途径、方式与目标的最集中体现，其本身也是体现党对现代宪政精神的理解和承认。如十二大党章修改时增加“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因此，宪法通过修改来体现党章精神是情有可原，同是也是必须，若不进行修改，必然使宪法明显落后于现实的发展，进而影响到宪法在未来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作用。若严重脱节，那么宪法就成一具废文。但必须注意的是，宪法的修改与党章的修改并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更不是机械式的反映着党章的修改。宪法与现实的适应理应遵循能解释就解释，用尽解释依然无法解决问题时才得以修改宪法，修改是万不得已情形下使用的方法。宪法的发展要体现执政党政策与主张，但并不完全受制于之。正如亚里士多德说的：“政策只能凭机会施行，真想解除一国的内忧，应该依靠良好的立法，不能依靠偶尔的机会。”{40}
结语
“政治调控与法律治理是国家和社会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两种调整机制。”{41}党章的历程蕴涵着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政治调控的最集中体现，而宪法历程展示的是一个国家法律治理的基本面貌。
党章自诞生起，就是党的一面旗帜，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和行动，并向全国人民表明了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使命与任务。自党成立以来90年中，党章经16次修改，不断得以充实与完善，见证了党的奋斗历程，也记录下党的思想、理论和政治路线的发展轨迹。党章与党的发展紧密相连，与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密不可分。而我国宪法自一开始，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制定的，记载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成果，随着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宪法的内容也在相应地调整着。
党章内容更多的是体现为党的执政理念及相关核心政策措施，从历史发展过程中，其确实起过作用，而且有时起到扭转时局的作用，但这只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偶尔机会而已，从必然性角度言，则还得宪法起作用。“在现代政党政治中，政治合法性是一个政党执政的基本条件……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主要来源经历了从以意识形态为主向以领袖魅力为主转变、又由以领袖魅力为主向以统治绩效为主转变的演变历程。当前，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主要来源于统治绩效，这种围绕统治绩效为主形成的合法性资源可能难以支撑中国共产党整个执政体系的合法性基础。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来源由以统治绩效为主转变为以民主选举为主显得非常必要。”{42}我们有理由期待，党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在党章与宪法的合理、合法的契合过程中，通过选举实现执政合法性与有效性的完美转身。
【作者简介】
姚岳绒，女，华东政法大学讲师，法学博士，研究方向：
宪法与行政法学。
【注释】十七大党章修改前后曾引发
宪法第五次修改的讨论热，但事实上，这一惯例并未如预期那样出现。在笔者看来，这是件值得欢呼的事情，因为，这可能昭示着执政者也意识到了政策性修宪的弊端，当然，这也有可能是笔者的一厢情愿。
对此观点笔者持不赞成态度，详细可参阅拙著：《关于中国
宪法渊源的再认识》，载《法学》2010年第9期。
党章为《
中国共产党章程》的简称，本文中的“党”专指“中国共产党”。
“党的纪律”是《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的一部分内容，《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为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会议上的报告。
该条例第2条规定：“党内法规是党的中央组织、中央部门、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制定的用以规范党组织的工作、活动和党员的行为的党内各类规章制度的总称。”
毛泽东语：“一个团体要有一个章程，一个国家也要【有个章程，
宪法就是一个国家的总章程，是根本大法。”
吴家麟教授主编的《宪法学》是82
宪法制定后最早也是较具代表性的教材。
有关人民主权理论可参阅{美}小查尔斯·爱德华·梅里亚姆：《卢梭以来的主权学说史》，毕洪海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为追悼张思德同志而召集的会议上作《为人民服务》为题的讲演。
转引自许志雄：《
宪法之基础理论》，稻禾出版社民国81年，第204页。此观点为德国学者H·Triepel所持，观点首见于其于1927年在柏林大学创立者威廉三世诞辰纪念演讲会上发表的《
宪法与政党》文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