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兰两位学者对142部宪法的设问与统计中有比较客观的数据可以表明这种状态。有65．5%的宪法规定了政党；有22．5%的宪法对一个或更多的政党享有主导地位作了规定；有16．2%的宪法仅仅承认某一个党为执政党{33}。除了宪法对政党规范外，还有以单独的政党法形式来规制政党行为，就算没有专门的政党法，现代国家的选举法制内容大多也对诸政党设置着行为的规范。
无论一国宪法有无规定政党的内容，政党特别是执政党必须于宪法的范围内活动已是共识，也是执政权合法性的基础。法国学者从承诺、法律、规范三者间的逻辑中证明了权力和服从的合理性{34}。
承诺是权力合法性的必要但不是充分条件，党章的修改体现了党在不同时期对全国人民所作的承诺；规范的价值观应是最有力地表达团体地位的整体价值观，联结起承诺与法律之间的关系。党章内容所体现的价值观预示了宪法在不同时期的命运。文革期间，九大与十大党章的价值观偏离了正常，那时的宪法也就名存实亡。法律可以促进法治，但本身并不能创造法治，遵从法律是权力合法性的底线。因此，党的活动须立于宪法框架内，这是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依宪执政是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中的应有之义。
(二)宪法的制定与修改体现党章精神——宪法有效实施的基础
“政党是公民和国家机关之间的桥梁。”{35}德国基本法第21条第3项规定：“政党参与形成人民的政治意志”。另外，如意大利共和国宪法第49条规定政党是“为了以民主方法参与决定国家政策”。日本最高法院在1970年大法庭判决中曾谓：“宪法所定的议会制民主主义若忽视政党，则无论如何是无法期待其圆滑运用，故宪法当然是预定着政党的存在”{32}“政党的基本功能在于辅助民意之凝聚与判断，并协助国民政治意志之建构。”{36}宪法为政党提供执政的合法性与宪法依据的同时，其本身又是政党与人民意志沟通与交汇的产物。在我国，中国共产党要实现政治领导，其方式就是让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度上升为国家意志，形成的最重要途径就是宪法的修改和法律的制定与修改。党章是最集中体现党的主张的政治章程。党的一切活动都是作为过程而向前发展的，随着环境和党自身情况的变化，党章的周期性修改是客观规律{37}。自党的七大后，党章突破单纯的组织章程意义的内容，而是在章程前面加了总纲部分，党章内容也分为两部分，即总纲与正文。总纲部分既是党的简要理论、政治和组织的基本纲领，又是条文的总则与前提。党章兼具了纲领与章程的双重性质与功能。从组织章程言，其仅仅针对全体党员，但总纲内容体现党作为领导党，其不同时期的政治理念与政治使命，以此来体现人民的利益与意志，随其内容的变化，也势必影响到宪法内容的变化。
上文已就十二大党章总纲与现行宪法序言的内容作过对比，得出的结论是两者内容上高度契合。而其后现行宪法的四次修改分别对应于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与十六大四次党章的修改。除1988年第一次修宪不涉及序言外，其余三次修改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宪法序言内容部分的修改，并全部集中于序言的第7与第10自然段。四次修宪的内容主要围绕着指导思想、社会主义理论与道路、统一战线以及中国经济建设与体制问题。通过内容的匹配，我们可以清晰发现宪法的修改与党章总纲的修改有相当高的契合。如1992年十四大党章总纲增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随后的1993修宪在其序言第10自然段未增加同样的内容。又如邓小平理论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依法治国策略在宪法序言中的增加都对应十五大与十六大党章总纲中的修改。同时还发现宪法修改与党章修改在时间上相当有规律，以致有学者将这种现象称之“政策性修宪”{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