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党章总纲与宪法序言高度契合的同时，党章正文与宪法正文之间几乎没有共同点，这样的处理显然别具匠心。党章的正文内容在于规范党内的关系，包括党员、党的组织、党的纪律等问题，一切都用于调整党内行为，这是党章的本分。宪法正文内容在于明确我国的基本国家制度、配置国家机关职权、保障公民权利等内容，一切都用于调整国家与公民这一根本社会关系，这是宪法的本分。但我国是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我国最根本的社会制度。如何处理党的最高规则与国家的最高法律，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党章总纲与宪法序言之间的高度契合，妥善地处理了两者之间的关系，既确保了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党在国家最高法中的地位，又确保了宪法与党章之间的彼此独立性，坚守住两者应该有的本分。
三、党章与宪法契合的实践途径
(一)党的活动须立于宪法框架内——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
党的领导地位是历史形成的，是靠长期的革命、建设与改革历程中以自己的成就取得人民的信任。历史选择中国共产党，靠的是民心而不是选票。在近现代国家，政党的使命就在于夺取政权，使自己成为执政党，而现代政党夺取政权的手段已由暴力向和平方式转变。当今绝大多数国家中，选举已成为政党上升为执政党的唯一合宪、合法途径。因此，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靠的须是选票而不仅仅是民心。就我国言，通过选举，确保党在全国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中占大多数，进而通过人民代表大会来影响或控制由其产生的行政机关、司法机关。这一切执政地位的取得与执政活动的进行，都必须通过宪法。任何政党，只有在宪法的框架内，才能确立与保证自己的执政地位。固然，“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与执政地位的区别只是相对的，在本质上两者是高度统一的，但在实践中必须严格区分开来。”{29}党的历史中，曾一度党政不分，邓小平在1980年指出党的制度中较为突出的问题就是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5}。自此，党政分开成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党政不分的最大问题就是在于将历史形成的领导权直接取代了执政权。
党在宪法的框架内赢取自己的执政权，从而确保历史中形成的领导权，而不是依赖历史中形成的领导权直接行使执政权。党章总纲最后自然段规定，党的领导是思想领导、政治领导与组织领导。宪法的序言中明确了中国的过去是党领导的，中国的今后将继续坚持党的领导，但在宪法正文中并未直接规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而是通过宪法所设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行政制度、司法制度等内容来约束与规范党的执政权。党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但常有做实际工作的同志会说由于没有具体可操作的制度，所以要执行党在宪法和法律范围活动并不现实。这一点有学者曾撰写文章开列药方以来实现执政党模范守法{30}。
“党以政生，政以党生”，政党是政治民主化之产物，政党又以掌握国家政治权力的运用促进民主政治的增长{31}。近代宪法诞生之初，政党并没有纳入宪法调整的对象范围。随着政党的兴起与发展，政党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密。有学者将历史上国家对政党的态度分成四个阶段，依次为敌视、放任、承认及法制化、纳入宪法[10]。二战后，西欧国家的宪法中，出现了不少政党被明文规定于宪法的例子，其中最具代表性当属联邦德国基本法。“政党的宪法化在第二次大战后的发展，具有另一个重大意义。特别是西德，由于公然敌视威玛宪法的纳粹利用议会制民主主义的架构夺取政权，并同时从根破坏议会制民主主义，而得到‘特洛伊木马’的教训。”{32}现代国家用宪法规范政党已成为一种常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