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从文本意义上，党章与宪法分属于两个不同的规范体系。党章属于党内规范体系，并且是党内规范体系中最根本的规则，而宪法属于国家法律规范体系，并且是国家法律规范体系中最根本的法律。党章是党的行动纲领，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产生，是全体党员都要遵守的规则，也是全体党员权利与义务的重要依据。宪法内容反映党章内容，是因为党章反映着党所领导的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方式与成果，而宪法必然与现实的政治、经济发展相适应，因果关系不能随意置换。党章内容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力争努力实现的目标，是吸引中国人民信任中国共产党的决心体现，但绝不意味着因此党章就具有对全国人民的约束力。两者无论从性质、特征、内容等方面都有显而易见的区别，不可混为一谈，更不可将党章视为具有宪法上的效力。
二、党章与宪法的契合点
(一)人民主权理论——党章与宪法的政治契合
1．人民主权理论是宪法的基本原则
人民主权，简言之，就是国家一切权力源于人民，属于人民。主权概念由16世纪的法国学者布丹在《论共和国六书》中首次系统讨论，但在他那里，主权属于君主。构成近代宪法中人民主权思想则应归属于卢梭。卢梭以社会契约论的假设，构建了顺应人民的主权思想，而康德则完成人民主权在哲学上的论证。无论社会契约还是哲学的人民主权，都面临一个永远无法完美回答的问题，即人民在哪里?如何能充分体现人民?有学者指出，美国建国精英在构建早期国家时，为“我们合众国人民”中的“人民”勾画了两种相互联系而又存在很大差别的形象，即作为一个道德整体的“人民”，乃是政治国家一切权力的来源；而现实政治世界中的“人民”则被视为“愚昧而轻率的大众”，并不具备直接行使政治权力的素质和能力{19}。结论虽然残酷，但却是事实。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黑格尔早就提出建立于绝对国家主义基础上的人民主权理论[8]。我国有学者提出主权包含两种权能，即所有权与行使权{20}。作为道德整体的人民掌握主权的所有权，而且作为所有权的主权是抽象的、不可分的、不可代表的；作为现实政治世界中的国家机关则掌握主权的使用权，作为使用权的主权是具体的、可分的、可代表的。
在反对专制统治时期，主张人民主权，让人民成为政治主角，充当起反专制的理论大旗。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后，人民主权成为国家合法、正当统治的根本准则。当今世界，可以说没有哪个国家的宪法不把人民主权作为宪法的基本原则进行宣告的，我国也不例外，人民主权亦是我国宪法的立国与建国基础。现行宪法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第3条第2款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第3款规定：“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这三个条款构建了我国人民如何行使主权的基础性框架。人民通过选举的方式(直接或间接)产生人民代表组成人民代表大会，由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权力(此国家权力就是具体化了的主权)，而其他国家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
2．人民主权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基本原则
在反对资产阶段与一切剥削阶段的政治斗争与理论建设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的人民主权理论既是继承卢梭、康德、黑格尔等的人民主权思想，又在发展的基础上产生代表无产阶级的人民主权理论。
虽然，对待卢梭的态度，马克思是矛盾的、混乱的并使人感到困惑的，但是，建立在卢梭式社会契约基础上的人民主权思想，对马克思的影响是极大的，甚至当契约论的自然法理论被摧毁时，仍然对马克思本人有巨大的影响。“我们已经看到，这个影响是通过它关于‘人民的意志至高无上’、‘主权者只能由其自身代表’等等这样一些原则传导的。此后，这种理论一直影响着自1781年的巴黎公社到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及其‘民主集中制’)的社会主义的整个历史发展。”{21}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从为什么要建立共产党、建立什么样的共产党以及如何建立共产党宣告了共产党性质、奋斗目标、策略等基本观点，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形成。而人民主权理论则融入于马克思主义的建党理论与原则，“马克思主义人民主权学说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人民主权特征的理论本源。”{22}“马克思恩格斯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中，曾把人民主权原则作为革命民主主义的根本原则并为之进行了斗争，并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对其进行了唯物主义的解释和运用；马克思恩格斯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把人民当家作主的原则作为无产阶级的根本原则提了出来。”{23}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是共产党的宗旨，无产阶级及广大劳动群众是共产党的执政基础所在{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