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兰的刑事司法制度在客观上为法官发现事实制造了困难。根据荷兰法院的判例法，被告人在警方侦查阶段的供述可以在审判中作为证据使用。即使法官在审判中不传唤证人到庭作证，证人所做的证言也会被采信。传闻证据可以被采用。在刑事庭审时也不展示所有的证据，庭审的主要任务是确认警方在侦查阶段所做的工作。而这一确认工作主要是在侦查阶段的书面材料的基础上展开的。荷兰刑事诉讼法第344条第2款即明确规定：“单独建立在警方案件报告基础上的证据可以采信。”荷兰的刑事庭审是在卷宗的基础上展开的，法官很少问被告问题，也不传唤证人到庭作证。法官只是在总结警方的工作并时不时询问被告的相关辩解。因是之故，在荷兰的刑事司法中，法官在认定事实时不得不依赖警方和检方的工作。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刑事判决的质量取决于警、检方的工作质量。与其说是要对法官认定事实的能力有信心，还不如说要对警方和检方有信心。
三、荷兰检察机关和法院对妮可案的不同回应
在妮可案之后不久，荷兰检察机关针对该案成立了普茨姆斯调查委员会（以其主席弗里茨·普茨姆斯之名命名），调查范围限于警方和检方在侦查、起诉和提出证据阶段所犯错误。为了不损害司法的独立性，调查未涉及法院的工作。
审理妮可案的一、二审法院也在内部对该案的审理进行了调查，但调查结果并未公布。法院指出，之所以不公开调查结果，是因为荷兰的司法制度要求法官只能通过其判决表达观点。法院审理过程中的评议意见必须保密，只有评议结果可以通过法院判决公之于众。荷兰最高法院院长科斯滕指出，为了从错误的判决中汲取教训，秘密评议原则不能用来反对公众对已证明为错误的定罪的关切，应当通过增强公开性与明晰性来重获社会对刑事司法制度的信心。
相对于法院的保守态度，荷兰检察机关未回避问题，而是通过各种方法进行实质性的回应与沟通。荷兰检察机关就存在重大争议的刑事已结案件成立临时性的调查委员会，对侦查、起诉和提交证据阶段有无严重的工作纰漏进行评估，但无权就法院在审判过程中是否犯有错误进行调查。2007、2008年，该委员会就社会高度关注的3起严重刑事犯罪案件发布了报告。第一起案件是一位女护士被控在医院里犯有7起谋杀（既遂）和3起谋杀（未遂），经法院审判后被定罪，判处终身监禁。第二起案件的被告被认定对儿童进行性虐待，并因此被定罪判刑。第三起案件的被告是一名护工，被认定犯有谋杀老人的罪行。这三起案件对被告人的定罪均存在疑问。委员会建议启动再审程序。第一起案件已请求提起再审，被告人在等待最高法院再审决定期间被释放。对这三起案件，原审法院均未就是否存在错误公开表态。法院的立场是一贯的：只要没有足以改变原判决事实认定结论的新事实出现，即不允许启动再审程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