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政策缺乏前瞻性、可行性，对其他政府制定的政策缺乏包容性。譬如2010年商务部致函海关总署，认为iPad手机入境应遵守WTO协定而非部门文件；明显海关总署并未依照行政法默认之国际通行规则制定政策。湖南计生委主任李万郴分析了当前社会管理政策与计划生育冲突的现状[4]，文中观点与笔者意见相左，但对政策兼容的认识是一致的，出路在于调整计生政策以适应社会发展。教育产业化并未结合教育公平，经济利益为先的后果广为诟病。铁道部高铁大跃进，材料技术、基础设施、信息沟通等方面并未配套到位，置反对声音于不顾，符合垃圾桶模型之“过分乐观、忽略与决定不一致的信息、未能考虑风险”[5]，结果事故频发。风能发电作为再生能源利用方式，清洁环保、规模第一，却面临难以纳入国家电网的困境,是政策间缺乏沟通和包容性的体现。缺乏远见和包容性的政策导致的结果显而易见，容易陷入重复建设和做无用功的窘境。
政策重叠区定位不清，政策多头执行过犹不及。政策冲突的结构因素是“等级不同、组织间隔绝、利益不同”[6]，各级政府不是绝缘体，必须信息沟通、彼此配合、多元协作，现状令人堪忧。在当前条块分割管理体制下，存在很多政策交叉区域，政策冲突更多体现在流域治理、环境保护方面。譬如太湖流域涉及多个省市、多个部委，在涉及资源分配利用时一拥而上，在环境保护上却互相推诿，造成环境治理的近乎无解。窘境同样存在于其他江河湖海区域，广为人知的有渤海“九龙治水”式的多头管理，问题经常一拖再拖或不了了之。宏观调控时的政策“叠加”效应，每个部委和省级政府都基于自身利益出台贯彻落实意见，执行到基层则会“千条线一根针”，往往出现多头政策彼此冲突的境况，导致基层政府及工作人员无所适从。譬如“七八顶大盖帽管不了一顶草帽”的现象，多个部委和地方政府出台一系列措施维护城市环境，落实到基层却难以执行。从整体性治理视野分析，看似是政策网络协调的问题，实则是行政部门与社会中弱势群体矛盾，更应树立前瞻性服务意识，主动协调部门利益，为民众及公共利益考虑。
二、政策网络的模型建构
政策网络通过促成多元主体对话协商建立跨地域、跨部门、多层级的信任互动机制，从源头上预防政策冲突的发生。
社会学上最初运用网络分析方法，由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最早应用于分析社会群体与社会结构；后来政策研究学者将组织间网络理论和政策子系统理论相结合，发展成关注团体合作、利益协调、良性互动的政策网络理论。边森认为“政策网络是组织缘于资源依赖的关系而结合成组织集群，是对某个政策问题或项目的互倚行动者的稳定社会关系模式”。政策网络理论衍生出议题网络、亚政府、铁三角、政策共同体等术语，它关注“政策过程中的民主参与”[7]，在结构体系层面解释公私部门利益协作。政策网络理论在欧美发展侧重点各不相同，德国关注国家治理，分析社会利益团体与政府间的彼此互动；英国注重地方政府及行政部门间关系，解析法治环境中的多元行政主体间关系协调处理；美国研究政策执行和行政人员价值观，剖析行政人员价值取向等对政策执行的影响。政策网络用网络模式建构政策制定、执行过程模型，重视各级政府与社会团体的对话交流，形成及时有效的政策反馈及修正机制，对可能产生的议题做出及时应对，提升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形成多元治理的良性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