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除“自证其罪”不应止于立法
王建勋
【关键词】自证其罪
【全文】
据报道，正在修订的刑事诉讼法拟规定“不得强迫任何人自证其罪”。仅从立法角度而言，若修法成功，这将是一个重要的突破，因为它被认为是法治社会里的一个核心刑事司法原则，对保护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权利至关重要。
作为一项程序性原则，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已有几百年历史。在17世纪的英国，禁止强迫自证其罪逐步成为一个重要的证据规则，而美国则在18世纪末将该原则写入联邦宪法第五修正案，不得强迫自证其罪遂成为一项重要的宪法权利。其背后的理念是，宁可让一些有罪者逃脱，也决不能通过强迫手段让一个人认罪，决不能冤枉一个无辜者；并且，公正的司法程序比惩罚犯罪本身还重要。
在很大程度上讲，禁止强迫任何人自证其罪的出现，主要是为了遏制刑讯逼供以及强迫当事人认罪的做法。这离不开英国历史上著名平等派人物约翰·利尔伯恩的努力。1637年，他因出版发行未经许可的图书而被捕，受到了酷刑对待，但他竭力挑战不公正的司法程序，拒绝发誓证明自己有罪，并认为这是其“自由人的权利”。这一案件对后世影响巨大，他也因此获得“自由人约翰”的美誉。
后来，美国著名的“米兰达案”将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原则明晰化，确认了犯罪嫌疑人的“沉默权”，形成了著名的“米兰达警告”。它要求警察在讯问犯罪嫌疑人之前明确告知其：（1）有权保持沉默，他所说的一切将可能在法庭上被用作不利于他的证据；（2）他有权委托律师，并要求讯问时律师在场；（3）如果他聘不起律师，可以为其指派一位。
毋庸置疑，中国亟须在立法上确立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原则，因为刑讯逼供是这个前法治社会里久治不愈的顽症，由此而引发的冤假错案连绵不断。比如，近几年引起广泛关注的佘祥林案、聂树斌案、赵作海案等，都有刑讯逼供的影子。为了让赵作海认罪，办案人员居然在其头上燃放鞭炮，用尽各种方法折磨他。如此残忍的逼供手段，怎能不出现冤假错案？
不可否认，刑讯逼供之所以在中国大行其道，原因复杂，既有立法方面的原因，也有执法、司法方面的原因，甚至还有法律领域外的因素。尽管刑事诉讼法禁止刑讯逼供，但它同时又规定（第九十三条）：“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应当首先讯问犯罪嫌疑人是否有犯罪行为，让他陈述有罪的情节或者无罪的辩解，然后向他提出问题。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但是对与本案无关的问题，有拒绝回答的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