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像信用的观念、选择的观念。我们的信用制度、信用体系的发展是非常不健全的。
还有像选择的观念。我们作出了一种选择，就要对这种选择负责任。但是我们常常在选择了之后，对自己作出的选择会抱怨，对由此而产生的责任不去履行，不去承担这个责任。
还有像自愿的观念、依法的观念、合法的观念、守法的观念、自由意志的观念。自由意志想表达一个什么意思呢？主要想表达一种精神领域的独立自主。如果我们一个人在精神领域都无法做到自由意志那就很可怕了。虽然我们没有规定信仰自由，但是自由意志是要保护的。自由意志针对的是过去那种思想犯的存在，我们不能允许思想犯存在。我们对“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拨乱反正，最大的一个法治上的成果就是否定了思想犯。在“文化大革命”中有多少人因为思想被处以死刑，像大家比较熟的“张志新案”这样的案件。
还有合意的观念、对等的观念。我想提出一个比较严肃的问题，就是民事诉讼中原告和被告做到平等和对等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在刑事诉讼中，代表国家的公诉人能不能和犯罪被告人处在一个对等的平等的地位？我们的法官能不能平等地对待诉讼中的这两个当事人？经常会认为我公诉人是代表国家的，所以我不可能和你对等。研究法律语言学的学者说，在法庭里面，我们的法官经常打断被告人的陈述，随意打断他的代理人的辩护，可以随意喝斥他，但是对公诉人很少出现这样一个现象。他是作为一个法学语言学来研究，实际上根本性的问题是我们不能平等地对待刑事诉讼中的各方主体。虽然公诉人代表国家，但是他已经进入法庭了，进入法庭就是进入一个特殊的场合，他是法庭中的一方主体，是不是代表国家公诉权的一方一定高于被告人？所以，这样的观念对我们的挑战是很大的。
还有比如说像宽容的观念、和谐的观念、幸福的观念、效率的观念、公平竞争的观念等。我们能不能做到公平竞争？这里面有很多问题，尤其是在经济、商业领域，这里面问题太多了，垄断性的问题。
利益平衡的观念，既要在立法中体现，在司法中也是有很多体现的。
弱者保护的观念。弱者保护这个问题也非常复杂，我们常常说立法中应体现弱者保护，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立法要充分考虑弱者保护，所以我们有四部主体法，有老年人、残疾人、妇女、未成年人权益保障法。但是在司法中这个问题怎样对待非常复杂，有一个最典型的实例就是深圳律师周立太的例子。他在深圳义务为农民工打官司，帮助了上百农民工，有时候还接到自己家里来管吃管住，但是后来他实在受不了了，他与农民工约定：我帮你打官司，打赢了你把诉讼费给我，打输了那我就不要了。结果最后打赢了，农民工本来答应要给诉讼费的，最后逃了，他就把农民工起诉了，说你不履行承诺，不履行合同。那么这个时候谁是弱者呢？农民工是弱者，还是这个律师是弱者？周立太这个案件反映了在司法中我们不能简单地讲弱者保护，要具体分析里面问题。如果说这个时候认为农民工是弱者就可以不履行合同，不承担责任，那么整个法治的基础就可能被瓦解，一个简单个案中的“弱者保护”，可能瓦解我们的法治基础。因为这样的判断是很重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