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这种局面，全国人大这次修刑诉法，原本应该比较全面地贯彻宪法关于尊重与保障人权、实行法治、刑事案办理主体相互制约、法院独立审判、案件审理公开和保障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等规定方面，对刑诉法做系统修改，大步推进刑诉法与宪法的协调整合，形成较现代化的刑事司法制度。
按实施宪法的要求，这次刑诉法修改原本应该在这样一些特别重要的方面取得显著进展：
1.将劳教、收容教养等做法纳入刑事诉讼法的调整范围。这类由行政部门长期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制度，几乎违反宪法关于实行法治、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和规范国家机关行为的所有原则，它沿袭的是前资本主义时代的专断做法。刑诉法应该把公民的人身权利和自由完全纳入司法程序的保护范围。
2.将“双规”体制也应该纳入司法程序，担任党职的公民也是公民，他们与其他公民一样，有权获得刑事诉讼法的平等保护。
3.按宪法，我国刑诉法应确立和贯彻无罪推定原则，并确立和贯彻未经法院公开审判，不得剥夺或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紧急情况例外）的原则。
4.将侦查主体自行采取的非临时性强制措施纳入相互制约范围。相互制约，指的是来自另外的国家机关的审查批准。在现有强制措施中，只有主体为侦查部门的逮捕来自另外的国家机关的制约，其它都可由侦查主体自行决定，这不符合前述宪法诸原则的要求。拘传、短时间的拘留（如不超过3天），侦查主体自行决定或许是应该的，但时间长达数周的拘留和长期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取保候审、监视居住，完全由侦查主体自行决定，说不过去。
5.将侦查主体的重要侦查活动纳入相互制约范围。搜查（指非紧急情况），扣押邮件，冻结存款、汇款，秘密录音、录像、窃听，通缉，这在所有法治国家都是需要获得其他国家机关审查批准的侦查措施，在我国完全放任侦查主体自行决定和执行，太过分了，严重违背前述宪法诸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