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从政府的治理模式上，要从“管制型”向“自治型”转变。政府权威不可或缺，但权力并非越大越好，否则会累积执政党的政治风险。要限制国家决策的范围和深度。必须高度尊重群众首创精神，发挥社会自治功能，恢复社会自身化解矛盾的能力。
三，以“法治”推进政治转型
中国“大国化”有着自身的特殊性，在实现法治上，也存在类似的问题。需要实现如下几个“统一”：首先，文化特殊性与法治普适性的统一；其次，利益多样性与国家整体目标的统一；最后，弱者生存与强者发展的统一。
一个好政府，既要怀有为民服务的宗旨，也要有为民服务的能力。政治转型的目的不是要削弱权威，而是为权威提供更坚实的基础。它旨在改变权力高度集中和权力不受约束的现状，目的是增强执政者对民意诉求的敏感度以及快速回应和制度式服从的能力。
以司法改革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
党的十六大和十七大均提出了“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目标。2009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意见》。但是，由于转型时期维稳压力增大，司法改革进展较为缓慢。
诚如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届六中全会报告中所指出的，“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任务仍十分艰巨”。可以判断，法治国家建设已进入攻坚时期。司法对法治国家建设的关键性地位正越来越成为共识，甚至可以说，能否推进司法改革，已经成为政治体制改革成功与否的风向标。
司法改革的关键有两项，一是从根本上实现宪法赋予的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的原则，二是通过大幅提升司法机关的政治地位和宪法地位来树立司法权威。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是我国宪法的基本原则。无司法权最终对法治的守护，法治必将成为溃决的堤坝和无牙的老虎，其是无法阻拦“权力”这只洪水猛兽的。
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中的“独立”有五层含义：第一，司法机关职权设置独立于行政权之外，即司法权既不从属于行政权，也不服务于行政权；第二，审级独立。即每一级法院都只向法律和产生它的人大负责，而不是向“上级”负责；第三，法官权能独立。即法官与法官间的平等，要摒弃“管理法官”这一行政权观念；第四，法官的判断独立，即每一个法官的判断不受干涉，一个法官不能服从另一个法官；第五，责任独立。即法官对审理案件的结果负责，不得用执行上级意图或因受到某种干预而对知错故判的错案不负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