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国化进程的实现，必依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面法治化为据。实现法治创新，是中国走向大国的必由之路，实现中华法系的创造性转型则可能是实现中国大国化地位的最终标志。
中国“大国化”的法治路径
一，从形成“法律体系”到形成“法治体系”
至2010年，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体系已经形成。中国法治发展的主要方向，将从形成“法律体系”向形成“法治体系”转变。“法律体系”是静态的，其功能是形成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诸方面的规范体系，它解决的是“无法可依”的问题；“法治体系”则是包含民主、人权、宪政等价值评价标准在内的制度运行过程，目标是实现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全面法治化。其意义在于充分保障公民权利、提升公共决策绩效、建设和谐社会、维持国家长治久安。
二，以“法治”推进社会转型
中国已经完成了三个方面的社会转变：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高度封闭向全面改革开放的转变；无法可依向有法可依的转变。这些转变都是以发挥社会的创新活力为特征的。中国有待完成的转变，是立足于既有法律体系，推进向“法治”的转变。就具体的方面而言，主要有如下几点：
1、在公共治理的思维模式上，要从“革命思维”转向“建设思维”。革命思维是“运动思维”、“战役思维”、“发动思维”和“一战接一战思维”，视人民为发动对象。它拒绝异议，排斥反思，把人民大众置于被动和客体地位上。革命思维的后果是破坏制度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而以变动的个人意志来实现政府目标；“建设思维”则相反，它注重规则和制度，注重连续性和积累性，并表现为一贯性。建设思维是制度思维，革命思维是破坏制度的思维。用革命思维上断难建成法治国家的。
2、在治国手段的选择上，要从“政策本位”转向“法律本位”。在治国手段上如果以政策为主，则社会的稳定性必然常受挑战。政策治国的方式是靠会议、靠文件，靠讲话。这对高度同质化的社会来说不失其效果，但是它不能适应市场条件下的利益多元化这一现实，它会阻滞深层面的制度创新，不能走出“人存政举，人亡政息”和朝令夕改、效率低下的困境。
3、在公共治理所应遵循的价值观上，要从“效率”价值转向“公正”价值。改革是一个利益重组过程，当前的严重社会不公，已经显现出吞噬改革成果的危险，不利于长治久安局面的形成。必须通过调整公共治理的价值序列来加以改善。公正是制度的基本价值，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础。中国的社会发展目标，除了民主、富强、文明、和谐之外，还应增加一个：“正义”，即我们所致力于建设的社会应是一个“正义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