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大国的制度具有原创性。五百年来的大国，多在国家的基础制度方面励精图治，勇于创新。它们在政治上平衡个人自由与政府权威的关系，经济上既保护个体权利又增进国家公益，文化上协调自身传统与普遍价值。
2、大国的制度具有可模仿性、可借鉴性。大国制度不仅是本国传统和现实需要的产物，而且能够回应不同民族、国家面临的共同问题。共同的问题对应着共同的方案，共同的方案具有可普遍借鉴的意义。
3、大国的制度具有持久性。新制度不仅能回应一时之需，不仅使开明领袖可付诸实现，而且能为国家长治久安奠定基础。
4、大国的制度具有回应性。人类迄今为止的制度，可分为压制性制度和回应性制度两类，大国无一例外选择了回应性制度。“法治”不是把法律当做统治的工具，而是当做统治的主体。法治的连续性、稳定性和对受到侵害的正义的恢复性，使其能够回应不断变化的社会情况，防止激进变革带来的混乱无序。其制度本身的开放性，也助其在既定制度框架内修正和解决了存在的问题。
中国要走向大国，也应该有自己的制度目标和向世界提供制度借鉴的能力。
中国走向大国的制度目标
中国的大国化将注定极具特殊性。五百年来相继崛起的几个大国，除俄国和美国之外都是“小国寡民”。有的甚至只是弹丸之地。荷兰崛起时国土不过现在北京的两倍，人口不足150万。中国则有着庞大的人口、辽阔的版图以及悠久的历史。
也正因中国之“大”，所以面临着一些先前大国未曾遇到的特有难题。
第一，国家的整体目标同内部多样性之间的矛盾，常常表现为中央权力同地方治理之间的协调难题；第二，国家的政治权威同个人自由之间的矛盾。中国之广土众民，历史上多采无为而治，君权难及郡县以下，乡绅自治替代了政权的包办包揽。这种治理方式在农耕社会尚可勉强维持，但绝难适应现代巨型商业社会；第三，历史重负与制度转型之间的矛盾。悠久的传统既是宝贵的资源，也会成沉重的包袱。在此情况下，创新转型之难可想而知。中国从未有过日本那种“船小易调头”的从容；第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如何结合，这常常使国家的意识形态与公民生活出现脱节。
处理上述难题，需要从公共权力的制度性安排而非权宜性选择视角加以考量。
纵观中国历史也发现，武力征伐只能维持一时之功，创新制度才能确保长治久安，论制度昌明尤以唐代最为可圈可点。其之所以受人尊重，系因其形成的中华法系影响了朝鲜、日本、越南等周边近邻。中华法系因之成为与大陆法系、英美法系、伊斯兰法系、印度法系并列的世界五大法系之一，唐律也成为封建制法典的楷模。因此，中国的历史告诉我们，能向世界输出制度和文化的国家，才能成为大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