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同意第一种观点，认为应从主客观两方面来理解“罪行极其严重”，这一解释符合我国一贯坚持的死刑政策和罪责相适应原则的要求。但是“罪行极其严重”与“罪大恶极”，我们抛开刑法作此修改的立法本意不谈，仅仅从语言逻辑上来看，二者之间内涵确实存在显着区别，这只能归结为立法上的缺陷。但是从我国刑法实践看，对“罪行极其严重”作超出字面意义的解释——包括行为客观危害及行为人的主观恶性与人身危险性两方面，有利于保障被告人的权益，在精神上与罪刑法定原则的宗旨相吻合。从我国刑法分则的条文来看，适用死刑的犯罪都是严重的故意犯罪，过失犯罪不存在适用死刑问题，那么在量刑时，自然不能只考虑犯罪的客观要件，对犯罪的主观要件也必须要考虑。否则会陷入客观归罪论，反而违背了罪刑法定原则，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2、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是死刑立即执行与死缓的区别所在，但怎样认定“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法律并未具体规定，有论者将其列举为多种情形，以利于司法操作。我国着名刑法学家攀凤林、马克昌认为通常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即是属于“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特殊的从宽情节”，(1) 投案自首或者有立功表现的；(2) 能如实交代罪行，积极检举、揭发、有立功表现的；(3) 平时表现较好，犯罪动机不十分恶劣，因偶然原因犯了特别严重罪行的；(4) 被害人有一定过错，责任不全是被告人的；(5) 被害人有明显过错，引起罪犯激愤犯罪的；(6) 在共同犯罪中虽是主犯之一，但不具有最严重罪行的；(7) 罪犯智力不健康的等等。另外，罪该处死，但缺少直接证据，应当留有余地的，也应当认为是“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情形。
笔者认为，上述观点本身是值得商榷的。上述列举的情形属于法定的或酌定的量刑情节。由于死缓不是一个独立的刑种，从刑法的本意来讲这些情节在是否判处死刑时即予考虑，而不应作为“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情形来考虑。如果在量刑时已考虑这些情节，仍然罪该处死，那么再把这些情节在“是否必须立即执行”时加以考虑亦违背了刑法的立法本意。如对于投案自首或者有立功表现的犯罪分子认为即可判处死缓，没有严格执行刑法第67、68条从轻或减轻处罚之规定，如果犯罪分子具有立功和自首表现仍应被判处死刑的话，那么又有什么理由再将此量刑情节作为“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情形对待，而适用死缓呢？对于被害人有明显过错的情况下，犯罪人的罪行本来就不应认定为“罪行极其严重”，因为被害人有明显过错情况下，犯罪分子“罪虽大、但恶不极”。共同犯罪中虽是主犯之一，但不具有最严重罪行的，其本身就达不到“罪行极其严重”而不应适用死刑，自然不能成为应适用死刑而“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情形。对于罪犯智力不健全的则涉及到犯罪人的刑事责任能力问题，对于这种犯罪人断无适用死刑的余地。对于罪该处死但缺少直接证据的，应适用疑罪从无的原则，不能把死缓当作审判人员讲平衡、留余地的一种借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