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这种混杂、落后的政治、经济体制，一方面严重影响了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发展，另外一方面也使得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法律制度呈现出明显的不协调状态，同时更不利于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所赋予的少数民族公民的各种政治、经济、文化权利和自治权利的充分享有。所以，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虽然因为少数民族地区特殊的民族、宗教情况而无法采取和汉族地区一样的方式和步骤，但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民主改革本身，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法律制度建构的必然要求，也是广大少数民族人民渴望当家作主的共同愿望。也正因为如此，在1951年所签订的《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俗称《十七条协议》）中也明确提出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必须进行，只是需根据西藏的具体情况选择适合的时间和方式，而实际上，西藏地区民主改革的进行，也是《十七条协议》中“与国内其他各民族享受同样的民族平等的权利，发展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事业”这一西藏和平解放目的的具体落实。
所以，早在1950年，毛泽东就提出，“团结少数民族很重要。全国少数民族大约有三千万人。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是一件重大的事情，必须谨慎对待”，同时强调少数民族地区的改革必须由少数民族自己来解决。〔{8}696-697〕周恩来在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和凉山彝族自治州的民主改革批示中也指出，“我国各民族都要过渡到社会主义，少数民族地区都要进行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消灭剥削制度，这是我国宪法规定了的，我们应该遵照宪法办事。”{9}322即既要认识到民主改革的必须性，又要认识到这种改革的艰巨性和复杂性。而新中国成立后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采取的是一种典型的稳步推进模式。就采取的具体方式而言，也是根据不同民族地区的特点而进行，同时和汉族地区的民主改革也有很大差异，如在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虽然目的是废除土司、头人在差役、赋税、拘押、刑罚方面的政治、经济和司法特权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但尽量采取和缓的方式，除叛乱首恶份子和骨干份子的土地和财产实行没收外，其他均采取赎买的方式{10}14，旨在经过和平协商，实行民主改革。
而西藏地区的民主改革，无论是依据作为建国大纲的《共同纲领》，还是作为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契约的1954年宪法，都具有法理上的合法性，即使是《十七条协议》，也明确了西藏地区进行民主改革的必要性。而为了民主改革能够在和平、有序、稳定的环境下进行，西藏工委和党中央面对西藏各界尤其是广大农奴阶层要求改革的呼声，仍然以极大的耐心和诚意等待西藏上层分子的觉悟起来自动进行改革，这也是对《十七条协议》的一种遵守，但这却被西藏少数上层分子和西方敌对势力视为中央政府软弱的表现，先是在美国中情局的支持下成立“四水六岗组织”，在拉萨大肆烧杀抢掠，后于1959年3月10日公认挟持达赖走上叛国的不归路。{11}西藏少数上层份子率先撕毁《十七条协议》，将中央对其的让步视为“西藏独立”的良机的做法，用见证西藏政治风云和社会发展百年变迁的阿沛·阿旺晋美先生的话说，就是“坏事变成了好事”，{12}3·10叛乱发生后，广大农奴和奴隶积极支持人民解放军的平叛行动，同时西藏地区的民主改革也正式展开。在西藏民主改革的具体开展中，一方面充分发挥广大翻身农奴的积极性，同时也注意做好西藏上层开明人士的统战工作；先在部分地区进行试点，然后再进行推广，由点及面、大事慎办，同时将参与叛乱和未参与叛乱的人加以区别对待，对未参加过叛乱的农奴主的财产采取赎买政策而非没收政策，以最大范围的扩大爱国统一战线的范围，减少民主改革的阻力。所以，在正确决策的坚决推行下，西藏地区的民主改革于1961年胜利完成，并于1965年正式成立西藏自治区。
（二）少数民族地区民主改革：一场波澜壮阔的人权诗篇
人权，简而言之即作为一个人所应当享有的基本权利，但在民主改革前的少数民族地区，有相当一部分地方实行的是奴隶制，以西藏为例，占西藏地区人口绝大多数的农奴和奴隶缺乏最起码的人身自由，更不用说其他政治、经济、文化权利，农奴主对农奴掌有生死婚嫁大权，可以买卖、赠送、转让或交换，可以滥施酷刑，而这，却被少数别有用心的西方人士称之为没有阶级压迫、只有对宗教的虔诚的“香格里拉”。试想一个人如果处于最起码的人身自由、人格尊严都得不到保障的状况下，还哪里谈得上什么人权，即使就人权的具体内容而言，农奴和奴隶没有任何政治地位，也没有参与地方政治管理的可能，自然谈不上享有政治权利，农奴和奴隶一贫如洗，不存在财产权，在奴隶制状态下，接受教育是少数奴隶主、僧侣的专利，大部分农奴和奴隶实际上是文盲，〔[7]〕也不存在受教育权的享有，而受教育权的匮乏本身又直接导致其子孙后代也成为永远无法摆脱贫穷地位的“贱民”，因此，在旧西藏僧侣和贵族专政的情况下，广大人民的人权状况得不到丝毫保障，更谈不上身处天堂。
所以，包括西藏在内的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可以称之为一场波澜壮阔的人权诗篇，它使得广大农奴、奴隶第一次享受到作为一个人所应当享有的政治、经济、文化权利，真正具有了作为一个国家公民的基本人格尊严，同时也真正参与到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管理之中。而废除奴隶制，同时也是人权作为普世价值的一种体现，如《世界人权宣言》第四条即为，“任何人不得使为奴隶或奴役；一切形式的奴隶制度和奴隶买卖，均应予以禁止”，《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八条第一款也规定，“任何人不得使为奴隶；一切形式的奴隶制度和奴隶买卖均应予以禁止”，由此可见，禁止蓄奴，任何人都不得被使为奴隶，一切形式的奴隶制度均应予以禁止，是世界各国人民在人权事务上的共识。另外，反对酷刑，也是诸多人权公约反复强调的，但在民主改革之前的农奴制下，以旧西藏为例，割鼻、割舌、砍手砍脚、剜眼珠、戴石帽、站木笼等残酷的刑罚可谓种类繁多。〔[8]〕而在民主改革之后，落后的农奴制、残酷的刑罚制度均得到废除，同时还采取各种措施，发展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事业，以确保他们真正享有宪法所赋予的各种政治、经济、文化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