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主张票据本名签名规则所遵循的是严格形式主义，应该说这实在是一个误解。实际上，票据本名签名的规则并不符合前述的基于票据严格要式性而形成的严格形式主义原则的要求。我国《票据法》第22条、第75条、第84条分别规定了汇票、本票、支票的出票记载事项，这就是法定的票据出票的形式要件，法律明确规定欠缺其中的形式要件之一时，则相应的票据无效。在诸种形式要件中，均包括了票据签章这一要件。按照严格形式主义原则，只要票据上具备票据签章，则该票据即为有效。但票据本名签名规则所表明的乃是这样一种情况：即使按照票据法的规定，在票据上已具备票据签章这一形式要件，而如果该票据签章在实质上并非本名签名，则该票据仍然可能无效。因而，可以说票据本名签名规则并未遵循严格形式主义原则，而是遵循严格实质主义原则。与此相对地，前文所述的国外票据法上关于票据签名不限于本名签名的规定，才是完全遵循了严格形式主义原则。
之所以赋予票据以严格要式性特征，在票据法上实行严格形式主义原则，其根本目的则在于确保票据的流通性与支付的切实性。体现严格要式性特征的一系列票据规则和制度，无不明显表现出更多地有利于票据权利人而不利于票据义务人，从而使票据义务人在票据关系中处于比其他一般债务人更为不利的地位。这种情况通常被称为票据严格。[11]当然，在票据法上对于票据义务人也并非完全不能免责，但关于票据义务人免责的规定通常表现为实质主义的规定，例如《票据法》第6条关于无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行为能力人在票据上的签章无效的规定，即为票据义务人免责的规定。当着某一行为人在票据上完成签章之后，其所为之票据行为即在形式上成立，从而发生票据义务；但是，如果行为人能够证明其在实质上为无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行为能力人，当然即得主张不承担票据义务。换言之，在前述情况下，首先发生的是行为人的票据行为在形式上已经成立，而后发生的是该行为人免除票据义务亦即抗辩，使票据义务人得以免责的实质主义规定，并不是通过否定票据行为在形式上的成立而达到其目的的。正因如此，《票据法》才能同时规定无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行为能力人签章无效，仍不影响其他签章之效力。
应该说，票据本名签名的规则与前述的无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行为能力人签章无效的规则同样，也应该属于实质主义的规定，而且在事实上也属于行为人免责的规定。因为依《票据管理实施办法》第17条的规定，非本名签名也将导致票据无效，行为人由此即可获得免责。因而，尽管确认了票据本名签名规则不属于严格形式主义的规定，而属于实质主义的规定，但仍然存在着一个特别的问题，这就是这一实质主义的规定，是否与前述的无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行为能力人签章无效的规定同样，其自身也具有合理性。而判断票据法上的某项实质主义的规定是否合理，其所涉及的深层问题，乃是依该项实质主义规定而获得免责的票据行为人，是否值得给与免责的保护。无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行为能力人签章，之所以能够在《票据法》上获得签章无效的免责保护，乃是基于无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行为能力人在民法的法律行为规定上，即已获得得主张其所为行为无效、从而免除由其行为而发生的一切义务的免责待遇，作为民法特别法的票据法，当然也必须按照民法的一般规则，给与无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行为能力人以特别的保护。实际上，对于无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行为能力人给与特别保护，乃是世界上所有现代国家通行的制度。与此相应地，需要考虑的是，在基于票据本名签名规定而获得免责保护的以非本名签名的票据行为人，是否值得保护。如前文所述，以非本名签名的票据行为人之所以以非本名签名，在一般情况下只能有两种可能，其一是本意不想以非本名签名、因疏忽或者其他特别原因而致以非本名签名，其二是故意以非本名签名、意图摆脱票据义务或者实现其他不正当之目的。很显然，无论属于前述的何种情况，以非本名签名的票据行为人都没有获得票据法上的免责保护的充足理由，特别是后一种情况，甚至是应当受到法律的特别限制、绝对不能给与其免责的不正当行为。国外票据法上关于以非本名签名与本名签名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的规定，实际上就体现了这样一种特别限制的理念。相比之下，我国《票据法》关于票据本名签名的规定，显然是对本不应当给与保护的行为人给与了特别保护，应该说是不适当的。
